王红曼:亚当·斯密的哲学思想

2017-06-19 1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红曼

  亚当·斯密(1723—1790)(以下简称“斯密”)的名字似乎永远是和“《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斯密毫无疑问是一位被人们奉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而名垂青史的。实际上,孕育出这两部传世经典之作的土壤则是斯密深厚的哲学思想。其好友大卫·休谟(以下简称“休谟”)在接到斯密1759年发表的巨著《道德情操论》一书之后,写了长信给斯密,其中有这样一句:“您要表明自己既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又是一位实际的哲学家。”熊彼特也在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史》中高度评价了斯密的哲学论文。尽管斯密堪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中国学界仍然忽视其作为苏格兰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中较为重要一面,即建立在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历史分析之上的自然哲学以及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而这两方面的哲学思想是构成斯密对自然科学史思考极为重要的内容,可为研究斯密哲学思想体系开辟新的空间,并与斯密的社会哲学思想一起,共同构成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

  自然哲学思想 

  斯密的自然哲学思想是以讨论人类的心智为主,即人类是如何分析、分类以及理解这个世界的。他在《天文学史》的开篇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我们建立了科学理论;接着他描述了理论从提出到接受检验,再到最终被替代的整个过程;最后,他引用牛顿的例子,解释了一个“好的”理论所应具备的要素。他指出,推动人类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即“无知带来的新奇乐趣”。他甚至完全同意休谟的“由法律生安全;由安全生好奇;由好奇生知识”的观点。他进一步描述和论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当法律、秩序和安全尚未建立之时,人们并没有那份好奇心去探询那些看似松散脱节的自然现象维系在一起的隐形的事件链条。然而,当秩序和安全已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当生存已不再充满危险,人类的好奇心便开始滋长,他们便有了更多的闲暇去留意诸多自然现象,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到自然现象中最细微的不合常规之处,也更迫切地想去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关联链条”。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奇心是哲学家的标志”,故而“哲学可被视为一种与人的想象力交往的艺术”。

  在以上哲学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斯密指出,科学的起源也就是哲学的起源,其目标是“探索关于相互衔接的自然律的科学”。这可视为斯密科学观的核心。他认为,对于古代天文学家来说,需要解释的“惊奇之事”是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以及它们彼此间所形成的充分关联。而这些天体运动的秩序构成了太空的运动法则,即太空秩序或天体秩序。这就从一个以天文学发展史为视角的理论发展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方法。对于斯密来说,解释世界的方式则是依靠人类的心智将世界的复杂性分解为我们能够实际理解的简单原理。在他看来,所有的科学模型,也就是“所有的哲学体系”都纯粹是人类想象力的发明创造。他详细地考察和追溯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天文学体系,即意大利学派的天文学体系;并依次论述评价了各个学派和各个体系在天文学方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大致为亚里士多德体系→欧多克斯体系→依巴谷体系→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布拉赫体系→伽利略体系→开普勒体系→笛卡尔体系→牛顿体系。他除了论及这些大的体系之外,还对许多为天文学作出贡献的学者和学派都不吝笔墨一一进行了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他首次公正清晰地梳理了依巴谷体系,并批判了在他之前哲学家对此体系的漠视。在天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个“连接律”的概念,同时也指出,没有一个体系是完全严密的,“支配这个世界的相互衔接的‘律’是无法为全人类所熟知的”。因此,“连接律”概念可看作斯密在自然哲学思维严密性和抽象性上的一个创新,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引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遵循“连接律”的原则下,斯密进一步将其自然哲学从天体引向天体之下的世界,即地球的世界。他说:“哲学,一方面致力于建构井然有序的天体系统,一方面又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大自然中不那么崇高的部分,即地球本身及地表附近的物体。”也就是说,整个自然哲学的对象是包括天上与地上的“存在”,也统称为宇宙。而宇宙则被视为一架完整的机器,被普遍法则所支配,指向其总体目标,即宇宙万物及其中各个物种的总体存续和昌盛,即“存在是与万物的连接”。由于这个宇宙体系太过精妙,具有其完美的统一性,因此,斯密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一切事物自然本性中都有神性的部分”;也如柏拉图所言“人的心灵本身就是神性的一部分”。出于神的智慧,它何等巧妙地安排了所有植物或动物的天性中都有两个伟大的目的,即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它们各自的运动和结构的最终原因受造物主的安排,受神的指引。这种观念是受斯密那个时代强大的自然哲学传统的影响。至此可见,斯密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理论框架基本是依循西方古典哲学体系路径,围绕太空秩序与宇宙秩序,展开对自然秩序的论证逻辑,并为接下来的社会哲学预留了理论接口。

  社会哲学思想 

  以宇宙体系为主体的自然秩序的普通法则是否适用于人类体系为主体的社会秩序呢?是什么样的性质在维系人类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关于这些问题,斯密充分发挥了其天才的想象,并深受休谟“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在对人类历史的叙述中,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样也强调所有权和法律的演进,同时还揭示出人类习性在促进物质丰裕过程中的作用。无论是《道德情操论》还是《国富论》都充分展示了他以真正科学家的精神,在研究人、人性和人类社会方面的雄心抱负,将人性科学赋予了现代生命科学意义。他潜心钻研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以及普通人实际上是如何体验社会交往以及他们如何做出道德决定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从自然的或日常的机制上重新阐释人类本性”。他分析表明了交换倾向是人所特有的,分工即来源于交换的癖性;才能是分工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有秩序的交换系统即是市场的发展。故此,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体系即斯密的“人性科学体系”。

  斯密突破过去传统意义上人性科学研究之局限,从“人”现世的实在出发,把人性情感伦理视为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认为从个人秩序到社会秩序是以人性本原上的“同情心”为人类生物学基础。在斯密看来,只要是“人”,除了如霍布斯所说的“自我保存才是第一自然律或自然法”之外,同情这一倾向也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对人性的自然倾向的考察中获得人类知觉与行动的普遍规范,就像致力于与牛顿力学一样,终点都不外乎求一般均衡,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最后都落实于均衡秩序。斯密所说的“合宜性”原则,就是这种均衡秩序原则。为此,他将道德理论与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从经验科学的命题中抽拨出来,从而否认社会机制的发生并非理性的先验产物,阐明了合理的社会结构框架是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形成的观念。他指出,政治经济制度并非仅仅受自我利益(利己主义)的驱动,在公正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合作则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利益(利他主义)。这种建立在人性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哲学深刻认识到“经济”的链条作用,通过“连接律”这一核心概念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由“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构成的经济制度,并将“连接”这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媒介,即经济行为者个人的作用和限制置于“公正”为其核心理论的社会环境中,从理论上和制度上使公众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斯密强调,只有较好地遵守正义法则,社会才能存在,不义行为必然有损于这个社会。法治和正义为创建人类社会体系提供了框架,共享道德惯例的演进性则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维系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总之,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精神秩序与道德秩序是构成斯密整个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其社会哲学中的“公正旁观者”一如其自然哲学中的“造物主”一样,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力量却无处不在。这种无意识结果促成社会演进的思想成为斯密留给当今世界的主要思想财富之一,推动了社会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帮助我们塑造了当今世界,还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智力工具。

  形而上学的观点 

  形而上学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是古代思辨哲学及唯心主义的基础所在。它是一种研究“存在”的本体论体系,其理论原则是以世界本原(或世界终结)的第一原因和基本结构为研究对象。斯密一生孜孜追求科学精神,奠定其对太空“天性”与尘世间“人性”(即整个宇宙性)精准分析的理论基础,他在继天文学历史、物理学历史之后,又分析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历史。在《古代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文中,斯密提出了鲜明的形而上学观。在此文开篇重述自然哲学使命与责任之后,他即指出形而上学的任务以及在哲学领域的排序位置,认为形而上学是完全从属于逻辑学,并把逻辑学一词用复数形式表示,目的是为了与物理学、形而上学这两个词的严格复数形式相协调和统一。因为他考证,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似乎被视为属于一体的,并且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古代辩证法。与此同时,他认同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极具科学性的一面,他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排在自然哲学之前。

  基于以上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哲学气质正如柏拉图所言,就是要阐明造物主用以创造世界的三个原则:其一为主体——事物的质料;其二为理型或事物的独特本质;其三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可感知的事物本身。前两项原则是永恒的,第三项原则是永远处于流变中。由于“性质飘忽的事物,永远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以及一切稳定的理性所判断的对象,必须是持久不变的;它必须始终存在,不生不灭,从不发生任何改变”。因此,尽管“人身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处在时刻不停的变化中,他头脑中的思想也同样在不断地流变和演替。然而,人性——人的本性——却是永恒存在的;它永远保持不变,不复生成亦不复朽灭。因此,它才是科学、理性和理解力的对象”。又由于神以自身的无限本质,包纳了所有这些理型,或者说外在范型,正如其包纳了所有可感知的对象一样,所以,神是永恒的。故此,斯密认为形而上学主要任务是要探讨宇宙的永恒性、万物的可变性以及人性的不变性。于是,科学永无止境,因为“要解释一般理念的性质并描述其来源,即使在今天也是抽象哲学当中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由于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好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原子论在思想界引领风骚的时期,所以最后斯密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五全称命题”(即类、种、特异属性、固有属性和偶然性)。其《国富论》即是以形而上学的哲学原则为指导,以分工作为“类”活动的人的经济活动为主题。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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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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