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刚:性犯罪人再次犯罪预防机制

——基于性犯罪记录本土化建构的思考

2017-09-15 15:08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7年第20173期 作者:田 刚

  内容提要:

  随着新主观预防理念兴起而确立的性犯罪记录制度,是域外性犯罪再犯的主要预防机制。基于性犯罪特殊成因和我国近10年性犯罪再犯数据统计,我国引入性犯罪记录制度确有必要,但当前的本土化尝试,却过度关注信息公开规则,忽视了作为性犯罪记录制度基本要素的登记申报规则和权利资格限制规则。而我国未来性犯罪记录建构的合理路径,应当以基本要素规则的本土化为主要方向,并使其成为我国宏观国家犯罪记录体系的重要一环。

  Following the rise of the new subjective prevention concept,the sex crime record system established and is taken as the main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the foreign sex re-offending.Based on the special reason of the sex crime and the data statistics of recent 10 years sex re-offending in our country,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sex crime record system.Current attempts of localization have been excessively focusing on rules of information publication,while overlooking the registration declaration rules and entitlement restriction rules,which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sex crime record system.Therefore,the resonable path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future sex crime records should take basic element rules as the main direction,make it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national criminal record system.

  关 键 词:

  性犯罪/性犯罪记录/犯罪预防/制度本土化/Sex Crime/Sex Crime Record/Crime Prevention/Localization of the System

  标题注释: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交易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研究”(项目号:16CFX026)的阶段性成果。

  性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严厉打击的严重犯罪,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性犯罪人前科效应,对性犯罪人进行登记申报,并对其特定权利和资格予以限制和剥夺的性犯罪记录制度,被视为针对性犯罪再犯的有效预防机制,在域外备受推崇。①而在我国,效仿域外引入性犯罪记录的呼声也一直存在,2016年6月浙江省慈溪市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信息公开办法》)是我国性犯罪记录本土化的首次立法尝试,一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引起较大的社会争议。②而我国正逐步建立整体的犯罪记录制度,③对于性犯罪人这一特殊犯罪人群,在中国犯罪记录制度中应当处于何种地位,中国未来的性犯罪制度建构又应当遵循何种模式,是理论界必须关注和回应的问题。

  一、性犯罪记录制度缘起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

  域外性犯罪记录制度的建立,以性犯罪人犯罪预防理念为基础理论支撑,我国尝试引入性犯罪记录制度,有必要明确域外性犯罪记录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性犯罪记录的产生源于性犯罪特殊预防的需要,而纵向来看,域外性犯罪预防理念经历了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再到新主观主义的回归历程,而直到新主观主义理念的确立,性犯罪记录制度才真正建立。

  (一)性犯罪记录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性犯罪特殊预防制度的演进

  尽管性犯罪是古老的犯罪,但直至上世纪50年代开始,域外理论界才开始关注性犯罪人的犯罪特殊性问题,并针对实践中性犯罪初犯率和再犯率居高不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④伴随着理论的发展,相关刑事司法制度也不断演进,建构有效的性犯罪特殊预防制度成为理论和实务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1.早期主观主义性犯罪归因下的强制心理治疗制度

  早期的性犯罪成因被认为同其他变态犯罪一样,是人的一种病态行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域外性犯罪人预防理论体系,可以被称之为早期主观主义预防理念。⑤早期主观预防主义理论体系中,心理学占据重要地位,精神病态是性犯罪的主要归因,提出性犯罪人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病态个体,他们的行为反应出在品格、调节能力和生理缺陷等作用下导致精神疾病和有不可抑制的冲动。⑥而当时的大量域外立法也采纳了这一观点,例如,美国1965年时有30个州颁布了性心理变态法律,这些法律普遍把性犯罪人归类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性冲动或不得不实施性犯罪的性变态人群。⑦根据早期主观主义理念,性犯罪预防的重要制度是强制心理治疗,性犯罪人普遍被强制接受心理治疗和分析,甚至在假释等司法环节中,心理医生对性犯罪人的考察意见对假释委员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⑧然而,上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女权主义的高涨,女性权益保护开始被社会所关注,⑨由于当时性犯罪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早期主观主义通过医学治疗,来实现性犯罪人特殊预防的理念,被视为对犯罪人的轻纵而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特别是在性成瘾性犯罪人能否可以从轻处罚等领域引发众多争议。⑩早期性犯罪成因和预防的主观主义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实践中的应用也逐渐减弱。(11)

  2.中期客观主义性犯罪归因下的社区矫正制度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性犯罪客观归因主义开始兴起,客观主义理念下针对女性的犯罪是源于犯罪人对女性的错误认知和厌恶,而客观的不良社会环境是行为人形成上述不良认知的原因。(12)因此,该阶段对性犯罪的预防重心开始向外部客观转化,性犯罪不再是个人心理疾病的产物,而是典型的生活和教育的环境引起的。客观主义理念下,改造容易催生性犯罪的客观外在社会环境,是这一阶段性犯罪人预防的主流理念。(13)针对性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和志愿者帮助成为主要预防措施。(14)然而,客观预防理念所设想的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减少性犯罪,所需资金投入巨大而见效周期较长,后续的部分实证研究更显示,在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后,性犯罪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5)由此,公众开始反思单纯的客观预防理念,主观预防理念的高度针对性和时效性又开始被重视。

  (二)性犯罪记录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新主观性犯罪预防主义的回归

  尽管早期主观主义受到了激烈地批评,但随着客观主义预防理念的衰弱,性犯罪主观预防理念开始回归主流理论界,“天生犯罪人理论”在性犯罪人身上获得了新的现代解读,并成为性犯罪记录制度的理论基础。

  1.特殊反社会人格——新主观主义性犯罪归因

  新主观预防理念不再关注犯罪人的生理病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社会学相结合,聚焦于犯罪人主观特殊性心理对社会伦理的违法和破坏。因此,性犯罪人主观上的性变态,不但不能作为生理疾病而得到从轻的评价,反而由于犯罪人自身的反社会性人格而更加具有谴责性。新主观预防理念主张,从维护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容易实施性犯罪的人群进行一定的限制和预防。而这种理论主张的背后,是域外大量的长期跟踪实证研究证明,性犯罪确实比普通犯罪具有更高的再犯率,例如,英国一项长达十余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英国近25%性犯罪人会再次实施性犯罪;挪威学者也发现挪威超出20%的性犯罪人,会在10年内再次实施性犯罪[1](P.6),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研究中还普遍发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犯率还明显高于一般性犯罪。(16)因此,理论界亦开始全面反思,如何建立性犯罪再犯的有效预防机制,新主观主义逐渐成为当前域外性犯罪归因的主流观点。

  2.特殊前科规范——性犯罪记录制度的最终确立

  受到新主观主义预防理念的影响,公众普遍认为性犯罪人有着严重的主观恶性,因此性犯罪是很独特的一类犯罪,必须考虑到性犯罪人的再犯率问题。这种理念也被域外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采纳,例如,在英美法系的证据法规则中,被告之前的犯罪事实一般都不能被用来证明被告的罪责,除非被告自己提出此类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但是,“如果被告是性犯罪,当前性案件的审理中可以借鉴之前案底,而且可以将其采纳作为相关证据。”(17)之所以对性犯罪有特殊规定,有很多的原因:性犯罪的特殊隐蔽性;性犯罪中缺乏中立证人;性犯罪被害人不愿作证等等,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公众和立法机关在主观上都认同性犯罪人员在再犯上的高度危险性。

  因此,在西方社会对性犯罪人员再犯高度忧虑的背景下,随着新主观主义理念的回归,性犯罪人员登记规则、宣告规则、权利资格限制规则等一系列特殊前科规范应时而生。而对性犯罪人员的上述特殊预防举措,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性犯罪人员的隐私权、居住权、就业权等一系列权利。然而,新主观主义理念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性犯罪人员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安全,由于性犯罪的特殊性,性犯罪人员必须要承受同其他犯罪不同的特殊前科规范。因此,从维护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政府公权力层面加大了对性犯罪人的监控和限制,性犯罪记录制度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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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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