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评价与转化

2017-09-21 13: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晓林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认真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应当从深入、细致的认识入手;在古今、中西全面比较的基础之上做出客观评价;最终,将传统法制与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值得借鉴的优质历史文化资源。 

  深入细致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包括法制传统在内的历史传统,对当代人而言存在明显的认识隔阂,这种隔阂主要是由时间跨度造成的,同时,功能性选择也具有非常直接的引导作用。历史上的具体制度,由于时间久远、记载有限,我们对其认识通常不清晰,而且这类制度在当下社会并没有直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会对大量古代制度基于观察者的某些需求产生概括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常以“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等语词来表述,似乎“众”都知道的事情是不需要“言”的。比如我们经常提到中国古代“情理法”,习惯性地将之解释为天理、人情、国法,并在诠释中国古代法律实践的过程中默认了这种排序,即天理优于人情、人情优于国法;或者认为天理与人情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存,而这种价值判断标准优于国法。这种认识恰恰缺失了对传统法制构造领域的详细描述,我们必须追问的前提是:“情”与“理”在传统法中作为立法语言本身的含义是什么?以唐律为例,近90%的“情”表达的含义为本情、真情、实情;近60%的“理”表达的含义为法律规范或法律原理。从立法者的态度与立场来看,中国古代对于法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下的认识。基于传统法制的具体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律中所称的“原情议罪”、“量情为罪”表达的含义是根据情节、本情、真情与实情确定处罚内容,而非人情与私情;“理不相须”、“据理不可为婚”所依据的“理”是法律条文、法律原理,并非天理或事理。这里,我们再举出一个“众所周知”的词来印证以上结论:“情有可原”在中国古代司法文献中并不鲜见,其所表达的含义是“根据案件情节可以原宥”,并非“根据人情、常情可以原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不会错误地认为某些法律观念只存在于西方,从而能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法中已有的大量值得借鉴的具体内容。 

  古今中西的全面比较与客观评价 

  比较不仅是对制度现象的比较,更是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文化根源、社会效果等方面的比较。对于传统法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古今、中西广泛比较的基础之上。例如,我们常说唐律“一准乎礼”、“出入得古今之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首先,唐律与同时期外国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唐律置于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中,也具有突出的地位。这就是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所谓:“在当时世界上,达到像唐律(及律疏)这样发达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使被称为中世纪西欧划时代法典的《加洛林纳法典》,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甚至19世纪西欧的刑法典,与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因此,客观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广泛比较的基础之上。 

  挖掘更多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没有认识、没有比较,自然无所谓借鉴。这里的借鉴不是直接的借鉴、不是拿来就用,我们不可能用历史的砖头盖今天的房子,但我们完全可以参照历史的图纸、借鉴历史的技艺来盖今天的房子,这个过程就需要转化,而且是创造性转化。比如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其在整个国家体制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制度设计、运行实效、社会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但根本性的问题决定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下社会并不兼容。中国古代的监察权来源于皇权,是皇权的延伸。如何在理顺权力来源、权力设置的基础之上借鉴监察制度的具体内容,就需要我们在深入认识、全面评价中国传统法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没有认识的评价和没有认识、评价的转化是违背规律与常识的。当我们对具体制度的认识尚不清晰时,急于说它好或者不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在认识尚不清晰的时候急于“复兴”或“批判”某些制度或文化也只能是一时的噱头。当然,基于研究者或者研究领域、研究主旨的差异,在探讨传统法制的时候偏重于某个阶段,如侧重于描述、侧重于比较或侧重于高度的理论升华,这些进路都是适当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侧重不等于孤立与割裂,如果比较或升华不是建立在历史现象描述的基础之上,对于传统法制与法律文化很可能产生误解。只有以深入、细致的观察为基础,才会挖掘更多值得借鉴的优质历史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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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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