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制造自我标签化

2017-09-21 13: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程军

  “标签”原意上是指贴在或系在物品上用以标明品名、用途、价格等的纸片。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埃德温·莱默特和霍华德·贝克尔将标签概念引入社会学,创建了“标签理论”。标签的本义并不具有负面含义,但自戈夫曼提出了“污名”的概念后,社会学意义上的标签就惯常性地与社会歧视相关联。综观当前,标签的生产、使用、消亡已呈加速与泛化之势,自我标签化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急速漫延。 

  标签在指称对象上可以是群体或个人,在指称方向上又可分为指向他者和指向自我。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标签化,可以这样来理解,即某一社会群体根据“我群”状况对群体意识、行为规范作出的粗略判断,将某一特定的语言符号作为“我群”的社会名片(称)。而这一特定的标签符号,既可以是“他群”(包括媒体)对“我群”的一种概括,也可以是我群成员的一种“制造”。 例如, “点赞族”、“低头族”、“青椒”等标签也表现出相似的演化逻辑,只是在流行程度上存在些许差异。上述诸多的标签均指称具有相应特征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 

  标签核心的、共性的要义在于给特定的人群进行性质的界定和标示,以达成社会区隔的意图。但是标签的生产、流行并最终被某一特定的群体用于自我标识,这一过程的关键则在于网络。在网络社会尚未如此发达以前,由于传统的纸媒在空间与规则上的限制等原因,潜在的“标签”生产速度慢、可及性较差,具有标签性质的符号只能在一定的空间、群体内传递、交流,致使这些潜在的标签未能最终演化成具有特定指称群体的标签。 

  近20年来,网络社会逐步形成、膨胀,几乎渗入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互联网产业出现后,网络空间迅速拓展,使得网络逐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触及,并最终演化为一种大众空间。与此同时,网络终端的机器也迅速普及,包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几乎是在一瞬间为大众所熟悉、掌控。互联网络的便捷、通信机器的普及铸就了“人人拥有麦克风、人人皆是自媒体”的网络场域。在网络场域内,网络公众中的“意见领袖”以及普通网民皆为网络中的“网结”,在“意见领袖”的组织引导下,网络位置相似的网民容易形成一个事实身份模糊、意见边界清晰的网络社会群体。网络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均在网络社会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以实现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的对话。 

  标签符号通常会在“我(群)”与“他(群)”的互动中形成,并且其内涵亦会在互动中愈加清晰化。当然,这种互动并非必然发生于对立的双方之间,标签符号本身也并不必然具有负面意义,诸如“宅男”、“点赞族”、“蚁族”等标签则是对其指称群体的职业、行为或其生存状态的一种简单化概括。网络社会群体在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贴标签”表达对社会事件及人物的认知和态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传播方式。 

  制造自我标签化的关键在于网络社会及其中的群体互动,但其根源却在社会心理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强制自我与环境、主格我与宾格我达至相对和谐的状态。因此,在现实或虚拟的社会互动中,“我(群)”迫切需要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这与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的“镜中我”颇有几分相似。其主要表现大致有两点:第一,“我(群)”需要一定的身份定位,才可能与“他(群)”更好地交流,这意味着“我(群)”需要一张社会的“名片”,即标签,标签本身往往还暗含着一定的社会情绪;第二,在原初身份定位的基础上,在与“他(群)”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会对“我(群)”身份定位进行调整,也就是对社会“名片”的加工与修改。恰恰是因为网络社会的存在,这使得“我”最终归属于“我(群)”,同时使得“我(群)”的内涵在互动中更加精确。 

  标签化现象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反功能。已有学者指出“泛标签化”已经成为网民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进而扭曲社会认知,或者影响受众对社会事件、社会群体的判断,或者折射了社会的“伤疤”。然而,在我们警惕随意运用标签化的认知和批评时,也应该认识到自我标签化的些许正功能。尽管这与学界惯常的认识相左,但是这些正功能确实存在,诸如:自我标签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同危机;网络社会群体可以借助标签符号在网络社会中游走并发声,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监督作用;标签本身以及借由标签释放情绪在实质上发挥了“安全阀”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自我标签化起源、制造与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必须认识到标签符号的差异性而不可一概否定,方能对标签及其蕴含的社会情绪予以引导。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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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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