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之道难,且行且忧患

——“法学家畅谈97《刑法》颁布二十年”主持辞

2017-09-29 15: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周 详

  嘉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刘宪权老师、周光权老师、邓子滨老师、张绍谦老师、孙万怀老师

  一、开头

  昨日在北京,中法评会客厅刚刚举行一重大学术活动,邀请50后刑法学代表人物陈兴良、张明楷两位老师对谈“中国刑法二十周年”,由70后的刑法学代表人物车浩主持。听说他们谈了6个小时,车浩这主持人,也真能向两位大家提问、串词、忽悠。

  今天在上海,由博和律师事务所主办组织,在华东政法大学这个法学重镇举行第八届“博和法律论坛”,主题是“理念、制度、实践——97刑法颁行二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与上海,不约而同,隔空形成“对决”。上海本次论坛这个畅谈环节,请了两位50后刑法学代表人物(刘宪权、张绍谦教授),三位60后刑法学代表人物(周光权、邓子滨、孙万怀教授),另外附带加上我这个70后刑法学人的非代表人物。

  今天在北京,其实还有一场隆重的“庆贺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90华诞座谈会”,主题也是“纪念新刑法典颁行20周年”。高老、王老都是20年代出生的我国刑法学创始人。还好,这次大会也请来了30后刑法学创始人之一的苏惠渔老先生,他将在下午压轴出场。这样从30后到50后、60后、70后,在座的还有80后、90后,悉数到场,就具有了刑法学人时代上的完整性。

  我们这个环节的六人漫谈,按照大会规则,总时间严格限制在一小时。我作为大会安排的漫谈人之一兼临时赶鸭子上架的客串主持人,压力山大。每个人漫谈时间,只有十分钟,但我相信浓缩的才是精华。我即做漫谈运动员,又做主持人裁判,本来不符合法治的“理念、制度、实践”三大关键词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一定自制、自限、自觉,我的漫谈加主持的话语时间,严格控制在十分钟之内。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详,临在在座的5位大咖明星面前,我不仅年龄最小,辈分最小,在学术上也是一个暗淡的无名之辈。加之这几年自己离刑法学术圈有点疏远,用子滨兄的话说:“你周详与我们渐行渐远,快成为刑法学界的出局者、旁观者了”。也是,我这次来,本是与老朋友们叙旧喝酒的,没准备来畅谈刑法。即上之,则安之。今天我趁着隔夜未消的酒兴,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放开畅谈了。

  看到今日的“97刑法颁行二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主题,我联想到一个酒桌上的小故事……。

  二、插曲

  这时,现场突然发生一段意外插曲。大会总主持人刘桂明老师,在台下示意说话,善意提醒我:“主持人不要再讲了,把时间留给五位嘉宾”。

  我一愣,解释说“我是漫谈人之一,主持人只是客串,容我三分钟把话的结尾讲完”。刘桂明老师可能还是没明白会务组交给我的这个“要命的双重身份”,仍然坚持说“主持人应该让漫谈者谈,不能自己占时多谈。大主持人有权力终止小主持人的话题”。显然我的几句解释,也没有解开大主持人对我的小小误会。

  现场顿时显得有点僵持不下,我有点懵。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大课堂,一小姑娘不小心犯错,把脖子上的项链线头扯断,大珠小珠噼里啪啦滚落一地。大家都回头盯着她,目光如炬聚焦于身。众目睽睽之下,她手足无措,是该羞愧掩面而去,还是该低头弯腰,趴在地上四处寻回一地鸡毛的散落珍珠?这是个问题。

  出神几秒钟,我转念一想,局势与气氛不能就这样冰冻下去。于是我说了一句:“尊敬的大主持人提醒得对。主持人就像美女脖子上的项链之线,线不要冒头,只需要把美丽的珍珠穿串起来,把珍珠的光华与精彩呈现给大家欣赏。好,我现在就将话筒全权交给五位法学大咖,五位灿烂的珍珠。首先从‘60后’(我的口误,应该是‘50后’)的刘宪权老师开始,从左至右,不分辈分,依次发言。”(大主持人刘桂明老师,在台下给我一个微笑,竖起大拇指)。

  轮到邓子滨教授发言时,他毕竟台上经验丰富,不露声色地也给我打打围,说:“十分钟也谈不了太多,我就简单说几句,把时间留出来给周详这小子,让他把没说完的那点‘开局的结尾’话说完”。

  待五位大咖谈完,50多分钟过去,我傍边的孙万怀教授将话筒又交还给了最右边的我。“我用三分钟时间,将前面因美丽的小误会而断了的线头,再次捡回来,把开头酒桌上的那个故事说完,也作为本次畅谈环节的结尾。”

  三、结尾

  有一个女下属,站起来举杯向大领导敬酒:“我敬您,干杯”。大领导说:“怎么个干法?”。女士反映很快,说了一句酒桌常见客套话:“领导在上,我在下。想干几下,就几下。您随意。”(现场哄堂大笑)。

  从大家的笑声中,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外国人,都懂得了汉语的双关精妙。大政治家说“撸起袖子加油干”,那是高雅风趣正能量。下民草莽说“掀起衣服加油干”,那就是下流风骚负能量。汉语中一个“干”字,道尽了语言形式与实质意义之间的暧昧、吊诡、怪异、不稳关系。俗语可能雅用,雅语也可能用俗,关键看怎么用。

  那么这个看似不太严肃的小故事,与“新刑法二十周年”的严肃主题有关系吗?我认为有那么一点点。我国著名的刑法学者、大刑辩律师,为中国刑事法治的理念、制度、实践做出突出贡献的鬼才邱兴隆教授,据传曾说过一句名言:“国家就是嫖客,刑法就是小姐”。

  我揣测此话,大意是说:有的国家对刑法的态度,曾经挺“任性”挺“随意”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有一位文革末期的高中生才子,毕业晚会上写了一首《告别母校》的诗,朗诵给全班。其中有两句诗我过目不忘,“我们生在红旗下,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显然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太深,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但诗歌的确也客观反映出当时的人治观念色彩之普遍,之兴旺,之浓妆,之艳抹。

  97年新《刑法》典已经颁布了20周年,之所以还值得陈兴良张明楷两位老师大张旗鼓地谈6个小时,还没完没了,差点没收住,根本原因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写入1997年新《刑法》典,改变了过去那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随意性人治观念,树立起新的法治启蒙理念:国家治理与权力的运行,必需要讲合法性、讲规范性、讲人权(Right)、讲限权(Power)、讲宪权。一定要把宪法权利保留住,这大概就是在座的“刘宪权”老师之大名的双关深意。

  我们不要以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典了,刑事法治就万事大吉了。我国几千年历史修成的权力任性观或人治观,如同狡猾的白骨精,这个幽灵不仅阴魂不散,还常常借尸还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形,迷惑人。正如保罗所言:“这也不足怪,因为连撒旦也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我们法律人尤其要睁开火眼金睛,警惕、识别并反对那种打着“法治化”的口号反法治的各种立法与司法实践。

  事实上刑事法治之路才刚刚开始。若法治之路上,偶尔被任性任意的权力中断,走得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踉踉跄跄,也不足怪。英国文学家伍尔夫曾言:“杀死一个幽灵,比取消一种事实困难得多”。面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般的罪刑擅断观念,罪刑法定主义之道难,难于上青天。故我们刑法人要负重前行,且行且忧患,且行且珍惜。

  前天,看到60后的邱兴隆教授过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无力瘫软在沙发上,欲哭无泪。尽管邱兴隆教授不认识我这个无名小辈,但我却认可他对中国刑事法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中国死刑废除问题,他就是最早的有力倡导者。一个与他没有生命交集的人,想到这事尚且忧伤,白发苍苍高老先生,却不得不千里送走黑发的爱徒,定然是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虽然兴隆君就这样突然撇下我们走了,我们苟活者还得继续笑面这个惨淡的人生与世界。法治大业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倘要寻求这一次死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我们还得将未竞的刑事法治事业的道路与话语的线头再捡起来,接着谈下去,接着走下去。学术话语的力量向来是软弱的,不见得立竿见影,但一代说不行,就两代说,两代说不行就三代说……,总会看见微弱的希望之光,促使我们更加奋然而前行。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为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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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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