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

2017-11-23 16:37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6年第20166期 作者:杜强强

  内容提要:

  我国法院尽管不以宪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但法院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还是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立法具有一般性,难以顾及社会生活的诸多特殊之处,因此难免在适用时发生个案裁判不公的问题。法院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会在裁判中对法律进行文义转换,或者放弃对法律的通常解释而选择一种不常见的解释方案。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合宪性解释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赞成司法裁判直接援引宪法,但裁判过程中对法律文义的转换或者解释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需要法院以宪法作为论证依据。诉诸宪法毕竟要优于诉诸公平正义的抽象观念。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合宪性解释还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制度性缺漏。

  Although courts in China do not cite constitutional norms as the binding authority in their judicial opinions,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 has provided ample space for courts to accommodate constitutionally faithful interpretation(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The generality of statutes makes it difficult to take every aspect of social life into account,and this may result in in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Court will always transform the text of a facially unjust statute or abandon the regular interpretations and choose an unus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ir pursuit of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Such a judicial process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ly faithful interpretation.Although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disapproves of the citing of constitutional norms by inferior courts in their judicial opinion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xt of a facially unjust statute or the choice among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naturally demands inferior courts to cite constitutional norms as the authoritative justification.Resorting to constitutional norms is better than resorting to an abstract concept of justice.By transforming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 into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statute as-applied conflicts with the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ally faithful interpretation can provide constitutional justification for judicial law-ma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ol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law-making.Constitutionally faithful interpret

  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讨论,自2008年以来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一个热点。从整体上看,宪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的宪法解释体制而展开。在讨论之初,合宪性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一个法律解释原则,它虽然与宪法有关,但并不是解释宪法的方法,而是解释法律的方法,因此可以由法院在个案裁判中运用。①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解释宪法乃是合宪性解释所无法绕开的必要环节,于是转而集中论证宪法第67条宪法解释权的性质和结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宪法解释体制下,我国法院无权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因此与我国无缘;②更多学者则持乐观的看法,他们或者主张宪法第67条并非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专属性的宪法解释权,③或者还进一步将宪法解释权区分为抽象的宪法解释权和具体的宪法解释权,认为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只是抽象的宪法解释权,它并不妨碍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可以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自然涵括在内。④

  学者们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讨论,大多重视其概念和原理的抽象层面,有的则以引介国外理论为重点,⑤而对我国的法律实践关注不多。或许在宪法学界看来,合宪性解释的概念和理论本是舶来品,而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形成合宪性解释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将这项法律技术推荐给实务界,“推动法官们对学术建议作出积极回应”。⑥这似乎是过高地估计了学说的能力,而贬低了实践中的司法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法律理论或者法律方法的生命力,总是根植于本土的法律实践,而绝非它在异域的繁荣。实际上,我国各级法院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在频繁地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处理案件,学界理应对这些司法实务予以整理和分析,进行方法论上的总结。实际上,只要细细观察我国法院的实践,学者间就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很多抽象争议,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

  基于这个理由,本文不拟就合宪性解释方法再进行理论上的反复证成,而力图对我国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这一方面是对实践的整理,另一方面也是对合宪性解释理论的检验。或许只有经过本土实践的检验,作为舶来品的合宪性解释理论才会落地生根并健康生长。当然,从事实层面看,我国法院在裁判中很少直接援引宪法,而最高人民法院也曾明示或者暗示各级法院不宜直接援引宪法,因此,我国司法裁判是否真有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就是一个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由此,本文以下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证层面的论证,然后描述司法裁判过程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最后拟结合司法裁判,对与合宪性解释有关的几个理论论争作出回应。

  一、司法裁判中隐形的合宪性解释

  我国司法裁判是否存在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乍看上去,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在规范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明示或者暗示各级法院在裁判中不宜直接援引宪法;⑦而在实践层面,尽管也偶见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但大多数法院在裁判中对宪法上的概念都有着刻意的回避,尽管有时候未免过于刻意而太着痕迹。⑧既然合宪性解释不能离开对宪法的解释,而我国法院又不直接援引和解释宪法,更谈不上对解释方法的具体说明,那么,似乎很难说司法裁判中存在着合宪性解释。

  不过,合宪性解释本来在实践中就善于隐形,需要细加分析方能辨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常会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其所使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但这毋宁是个例外,裁判机关通常在裁判书中并不说明其解释方法。吴庚以其实践经验指出,合宪性解释有其深藏不露的特点,很多时候只有靠“学者的诠释,才能发现端倪”。⑨那么,又可以从哪里找到我国法院操作合宪性解释的端倪呢?我们先看下面两个案例的裁判意见。

  案例1:阎贵柱等诉喻小龙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⑩阎伟、喻立系再婚夫妻,婚前各自育有子女。2009年喻立驾车和阎伟共同接送朋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喻立和阎伟被甩出车外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喻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阎伟的近亲属阎贵柱等向法院起诉,要求喻立的近亲属喻小龙等在所继承喻立遗产的范围内赔偿阎伟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点在于喻立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阎伟的侵权。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不过,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宜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侵权原则。“基于夫妻之间是特殊的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要求夫妻之间和谐互助、恩爱贤德,对彼此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宽容与谅解……因此,不宜因轻微过失或一般过失即认定夫妻侵权,而应限定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法院最后判定,本案中喻立在主观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涉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将夫妻间的侵权规定为特殊侵权行为,它仍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当事人有过错,则不论过错大小都应承担民事责任。(11)不过问题在于,夫妻间的侵权毕竟不同于普通人之间的侵权。夫妻间存在共同生活关系,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人身和财产关系,所谓“夫妻一体”是也。对这种共同生活关系的维护,是宪法第49条“婚姻……受国家的保护”的意旨之所在。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对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是否要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有限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适用的必要?法院要在过错责任原则与婚姻制度之间进行抉择:是要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纯粹性”,还是要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也顾及对婚姻制度的维护?就此而言,过错责任原则和婚姻制度都是传统民法的组成部分,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也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其间并不存在位阶高下之分,法院岂能以婚姻法来限制民法通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只局限在民法的视野之内,则难以对此作出抉择。本案中,法院以婚姻关系的特殊性限制了过错原则的适用,这已经超出了民法的框架,实际上是引入了位阶更高的宪法层面的考虑。换言之,如果对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之间的侵权行为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论过错大小均要追究民事责任,则有违于宪法保护婚姻制度的意旨。唯有对过错责任原则予以必要的限制,将其限定在重大过错的范围之内,方为适当。这可以视作法院基于婚姻受宪法保护的意旨,而对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进行的合宪性解释。

  案例2:韩维等抢劫案。(12)2005年11月13日,韩维等四人窜至何亚东、张和平二人的合租房进行抢劫,被判定构成“入户抢劫罪”。法院认为,对合租房实施抢劫,与对典型意义上的一个家庭居住的“户”实施抢劫相比,其社会危害性“并无质的差别,同样威胁到社会基本单位的安宁,造成人们巨大的心理恐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住房的紧张,使得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与他人合租住房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对这种情形下的住所不能在刑法上予以同等保护,则有失刑法社会公正保护效果的实现”。法院认为,“刑法意义上的‘户’与公民的私人生活密不可分,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供公民日常生活的特定空间”。虽然何、张二人并非家庭成员关系,但他们的卧室在合租房内各自分开,具有私人住所的特点,应当属于刑法上的“户”,由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

  1997年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的两项司法解释涉及对“户”的界定。2000年《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263条第1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2005年6月《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则规定:“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这两项司法解释对“户”的界定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户”是“他人生活”的住所,而后者强调“户”是“供家庭生活”的住所。若严格按照后项司法解释,本案中两个被害人并非家庭成员或者具有亲属关系,则其合租房不能被认定为刑法上的“户”。不过,法院出于实质公正的考虑,并没有严守“家庭生活”的文义,而在认定“户”时依然选择适用了“个人生活住所”的解释。

  不论“户”是供“个人生活”的住所,还是供“家庭生活”的住所,它们都在“户”的文义范围之内,不过,它们在宪法上却有着不同的定位。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这个条款不仅意味着国家不能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还意味着国家负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他人的侵犯,对“户”的认定因此不能无视宪法第39条上的“住宅”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宪法第39条上的权利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家庭”。供家庭居住的住宅当然受宪法第39条的保护,但公民个人生活住所依然是宪法的重要保护对象,如果将“户”限定为供家庭生活的场所,无疑是不当缩小了宪法第39条的保护范围,这种解释就存在违宪的嫌疑。本案中,法院忽略后项司法解释有关“家庭生活”的明确规定,而认定“刑法意义上的‘户’……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供公民日常生活的特定空间”,这个解释就与宪法第39条的意旨相一致。换言之,本案法院在两种解释之间选择了与宪法相一致的解释,在实质上可视为一种合宪性解释。(13)

  上述两案的裁判意见虽然都没有提到宪法,但它们在客观上都符合宪法层面的价值考量,可以被视为合宪性解释的两个实例。或许有人会说,从公平原则出发也能对案例1作出适当的判断,无需再援引宪法。案例2是刑法案件,虽无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但法院在判决中却也求助于“社会公正”概念。为论述的简便起见,这里仅以案例1作为讨论对象。毫无疑问,如果让婚姻关系的一方因一般过失就向对方承担侵权责任,可能会违反大多数人内心有关公平的法感。不过公平原则在这里难有、也不宜有其用武之地。其一,诉诸公平原则难以满足裁判说理的要求。判决的过程是法官说服听众的论辩过程,对法官来说,裁判过程的论证说理甚至比裁判结果的公平更加紧要。裁判结果是否公平,这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法感”的问题,法官不能仅仅以某种结果较为公平而要求别人也接受这种结果,裁判结果的公平不能成为如何裁判的理由。其二,公平原则高度概括抽象,近似于空洞公式,它无法对案件的裁判提供具体的指引。从裁判规范化的角度说,不能允许法官一遇到疑难案件就马上诉诸其公平的法感并作为裁判依据。实际上,公平原则至多只能使人认识到,在这里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但对于如何矫正以避免不公正结果的发生,如何对相关法条进行限缩,公平原则就很难派上用场。

  案例1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裁判结果的公平,而是限缩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任何理由都能成为法院的裁判理由,因为法院“需要遵照法律理由来做出裁判”。(14)换言之,婚姻关系并不能自动成为法官的裁判理由,它必须先转换成法律上的理由。婚姻法虽是规范婚姻关系的基本法律,但它却不能作为限缩民法通则条款文义的理由,法官于此必须找到“更高的理由”。在此情形之下,诉诸宪法进行合宪性解释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合宪性解释要求人们不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而是从宪法的层面来看待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它也要求人们不是局限于某个部门法,而是要在整个法秩序之内寻找法律问题的答案。(15)这也是法律体系性的体现和要求。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受国家的保护”,婚姻法是落实此种保护义务的法律途径,民法虽属私法,但也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当然也要受基本权利的直接拘束。(16)所有民事法律规范,包括体现过错责任原则的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都是落实此种保护义务的途径。若仅以微小过失或者一般过错即追究夫妻之间的侵权责任,怎能体现国家对婚姻的保护?只有将其限缩至重大过错范围内,过错责任原则才能体现这个目标。婚姻法不能成为限缩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之适用的理由,而宪法第49条却足以担当对过错责任原则的限缩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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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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