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关山万里 刑法研究稳步前行

2017-12-28 14: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车浩

  2017年即将过去,对于中国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理论的发展而言,这是值得浓墨重彩且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监察体制改革

  成法治建设领域最重大事件

  过去一年中,法治建设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监察委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监察委体制改革试点已经一年。官方表述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2017年11月7日,《监察法(草案)》出台,公开征求各界意见,引发了学界热议。声音首先来自于宪法学界。学界主流意见认为,监察委改革涉及宪法权力配置结构的变动,通过宪法解释乃至宪法建造都无法完成,唯有修宪方可化解其地位难题。

  同时,如何处理监察法与刑诉法的关系,成为刑事法领域的重大课题。按照草案的设计,监察委员会在调查中不执行刑诉法。这意味着,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一系列刑诉法规则和原则,在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中均不适用。支持者主张,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不能套用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其法律依据是监察法而非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调查在对人身财产等权利的限制剥夺方面,实际上具有侦查之实,若不受刑诉法约束,则需要解决有效的法律控制问题。

  监察委体制改革对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制度模式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本权利的保护面前人人平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也是公民,同样具有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解决之道,或许就是在监察法的框架内设定不低于刑诉法的人权保障标准。有学者即认为,若监察法对调查程序的设计比侦查更加严格,那么其对被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不亚于刑事侦查。但是这样一来,又可能造成法律规则叠床架屋的重复设置。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和剥夺的刑事领域,如何既能实现监察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又不流失人权保障的法治内涵,这在立法理念和技术上诚非易事,更是对宪法学和刑事法学回应重大制度变革提出了考验。

  互联网、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议题混搭

  过去一年中,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议题混搭,在刑事领域被讨论得如火如荼。与互联网伴生的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尚未形成理论共识,刷单炒信、骗刷二维码、恶意抓取数据等新型案件又不断涌现,要求对传统的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作出弹性解释,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多项网络犯罪,已开始在2017年的司法实践中出现判例。网络平台的中立行为如何认定,企业承担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范围何在,怎样确定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解释边界,这些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接踵而来,亟待刑法理论作出回应。

  作为2017年的最热词,人工智能的刑法问题也广受关注。关于机器人的犯罪主体资格的讨论还停留在纯理论层面,而大数据的采集、控制和使用中蕴含的巨大的法律风险,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引发的刑事犯罪,已成为迫切的当下问题。2017年年底,深圳“自动驾驶巴士”投入运行引发广泛关注,但相对于德国和美国在今年先后修法或立法设立自动驾驶的法律规则,我国无人驾驶领域目前尚处立法盲区。长期来看,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导致以人为中心所建立的各种交通规则和概念体系逐渐消亡。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自动驾驶汽车和非自动驾驶汽车将并存于交通领域,这将给交通领域注意义务的设置和过失责任的认定带来挑战。并且,注意义务规则的提炼和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遵循的原则,必须与当地的实际交通状况相适应,这就意味着自动驾驶领域的法律规则必须本土化。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与技术进步,刑法理论研究也将迎来新的疆域。

刑法教义学

  成刑法学研究主流范式

  围绕着法律解释和个案适用展开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已经成为刑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过去一年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影响性案件不断涌现,刑法学界围绕个案积极展开讨论,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例如,天津气枪案引发了学界关于枪支管理制度以及非法持枪罪的热烈讨论。又如,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凸显了严格限制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的司法理念。包括今年11月6日二审的鹦鹉案在内,上述这些影响性案件引发广泛关注的背后,都存在着法院定罪时罔顾被告人“不知违法”的辩解、与普通民众的法律认知产生激烈对立的因素。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研究成果已渐成积累的情况下,未来期待有更多的焦点案件形成倒逼压力,督促立法者和司法者突破在违法性认识上的陈旧观念,积极回应普通人的正义直觉。再如,围绕于欢案,学界展开了学术争鸣,学者们积极发表意见回应实践需求,履行了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进一步推动了正当防卫问题的深入研究。

  回首过去的一年,在理论研究方面,刑法学界稳步前进。一方面,在刑法典基本结构稳定,绝大多数法条已有效运行近二十年的情况下,刑法学研究已经从立法论时代进入了解释论时代。学界积极引入和借鉴域外理论和判例经验,在犯罪论体系、共同犯罪、过失犯罪等传统领域中的教义学研究日趋精细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时代议题,亦无域外成功经验可供借鉴,需要中国学者结合本土实际,创造和发展新的法学理论。刑法学已经感受到了各种新型犯罪带来的理论创新压力。总之,刑事法治建设的前路关山万里,学术任务错综复杂,过去一年成绩显著,展望未来仍需奋力前行。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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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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