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范式转型:从“问题个案”到“日常个案”

2018-01-04 16: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伟臣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学不断摆脱法学之阴影的过程。与有着2000多年研究经验的法学相比,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涉入法律问题的人类学自然要尊重法学的一些基本判断。比如,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被认为是以法典化为显著特征的公私法界限分明的规则体系。所以,没有文字的部落社会也就没有法律。这就是法律人类学没能和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以及亲属制度一并成为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学科的原因。因而,现代意义上法律人类学的创立与法律定义的突破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的作者、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尽管没有文字,但是却有着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习惯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关于法律的“最小定义”,承认了部落社会也有其特殊的法律。

  马林诺夫斯基的突破使得人类学开始关注部落社会的法律现象,但是他却没有回答怎样研究的问题。十几年后,以“北美印第安人法律制度”为论文选题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霍贝尔便受困于这一难题。虽然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堪称整个英美人类学界的翘楚,但无论是学科带头人、“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还是本尼迪克特、罗维等学术中坚均表示从未有过法律研究的经验。无奈之下,霍贝尔只好去寻求本校法学院教授、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卢埃林的帮助。后者认为,既然部落社会使用习惯法来处理纠纷,那么通过研究纠纷就可以“重述”其习惯法规则。因而卢埃林就把美国法学院的案例研究法介绍给了霍贝尔,并合作完成了《夏延人的方式》。此书被认为是法律人类学史上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法律人类学领域跨学科合作的首部典范。当然,此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此后这一领域的标准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掌握了法学的方法论,人类学在法律的研究上出现了一次高潮,格卢克曼、博安南、波斯比西等第二代法律人类学家甚至开始了关于个案搜集和分析的“竞赛”,希望在法律民族志中尽可能多地融入个案材料。

  但是这种案例研究范式却导致法律人类学变成了对纠纷的专门研究。这样一来,人类学关于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超出法学的想象空间,同时对母学科文化人类学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今日人类学》《当前人类学》《人类学双年评论》等刊物上很少出现法律研究的作品。于是,以劳拉·纳德为代表的第三代法律人类学家便试图进行调整。她认为,前辈学者虽然研究了大量的个案,但是这些个案是为了尽可能地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则体系,所以均属于“规则中心范式”。因而她主张要从纠纷的规则转向纠纷的过程,提出了所谓的“过程主义范式”。具而言之,这种研究要放弃对法律定义和法律规则的关注,在纠纷的产生、解决过程中审视社会关系。比如,纠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纠纷发生之前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如何,纠纷双方会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人际网络来解决纠纷,纠纷对双方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延伸个案”。纳德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延伸个案”能够展现出人类学独特的研究视角,但实际上仍然难以摆脱法学的束缚。因为延伸的仍然是纠纷,法律人类学还是关于纠纷的专门研究。

  我们知道,“case”在英语中是一个多义词,既可以表示实例、事例、情况,又表示诉讼、案件、判例。上文所提到的,卢埃林介绍给霍贝尔的“案例研究法”中的“案例”其实仅限于“案件”(纠纷),人类学就此中了“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以及所谓问题个案方法的魔咒”。荷兰学者霍勒曼明确地把这种研究范式称为“问题个案”。以“问题个案”为核心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无论是人类学家对法律的研究,还是法学家关于文化的研究都被相关的学科边缘化了。在他看来,人类学想要对法律研究作出真正的知识贡献,就必须跳出纠纷的束缚,关注非纠纷的“日常个案”。这种研究的典型作品当属美国人类学家万安黎出版的《担保论》。而万安黎之所以能够实现范式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偶然。

  万安黎曾对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掉期交易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所谓掉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期间内相互交换他们认为具有等价经济价值的现金流的交易。较为常见的是货币掉期交易和利率掉期交易。由于约定的是未来的交易,所以它的一个重要风险在于,在掉期交易日之前,交易双方可能破产。所以万安黎最初涉入这一领域时以为其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纠纷案例。她曾提到,“作为一个法律人类学家,我倾向于对争端和争端文化产生兴趣,所以我很自然地向我的信息提供人接二连三地发问,交易对手之间关于掉期条款的争端如何解决。鉴于估计的数额,我想这些争端一定占用了大量的精力”。但是让她感到惊讶的是,相关的从业者表示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处理纠纷问题。原因在于,为了防范交易风险,掉期交易订约人会要求互相在交易日到达前提供担保。附加了担保的掉期交易市场是一个几乎没有纠纷和冲突的世界。这样一来,她所熟知的前辈们曾反复使用的“个案(问题)研究”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于是她只能转而考察市场中的非纠纷的“日常个案”。

  那么什么又是“日常个案”?经过长期的观察,她发现,一个国际金融市场中掉期交易的个案是由文件编制员(由未能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学院毕业生所充当)、金融管理机构(日本大藏省)、精英律师事务所(三井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学专家(比如新堂幸司教授)所组成的。这项个案之所以没有纠纷,完全是因为提前附加了担保。但是无论是文件编制员、金融管理机构还是精英律师事务所、法学专家,都没有对担保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万安黎看来,担保其实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管理领域的技术与行政的核心领域。她就此入手,通过对担保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的双向考察,重新“发现”并强调了法律的技术特征。这个特征将法律和政治或哲学区分开来。法律技术是中立的,它仅仅是一个工具,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用于任何目的。于是万安黎不经意间实现了法律人类学的初衷:为理解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人类学的视角。完成了“问题个案”到“日常个案”的范式转型,人类学也就最终摆脱了法学的阴影。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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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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