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圣平: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

2018-01-12 10:31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7年第20175期 作者:高圣平

  内容提要:

  效力性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并不能涵盖私法上的越权规范,就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也就不应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出发,简单地认定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公司法第16条是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不宜以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约定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为依据,否定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相对人对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负有审查义务,以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代表权限,为避免加重相对人的审查负担、节约交易成本、权衡各方利益,实现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相对人对公司章程、公司内部决议等仅负形式审查义务。相对人未尽到形式审查,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未经公司追认,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就相对人所受损失由法定代表人和相对人依其过错进行分担。

  Si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and administrative mandatory provision does not cover the ultra vires of private law,the validity of the guarantee contract without internal resolution should not be determined simply by the norm nature of article 16 of Company Law,when the ultra vires guarantee is offered by the company legal representative.It is inappropriate to deny the examination obligations of the counterpart according to the rule stipulated by article 61,paragraph 3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any restriction on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mposed by the bylaws or the supreme organ of the legal person shall not be set up against bona fide opposite parties".Under article 50 of Contract Law,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ultra vires guarantee for the company.It is the obligation of the counterpart to exam the authority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unterpart know or should know the ultra vires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However,the counterpart should only take the obligation of reviewing the company bylaw and internal resolution etc formally,in order to avoid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the counterpart to review,save transaction costs,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article 16 of Company Law.If the counterpart did not meet the obligation of formal review and know the ultra vires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not ratified by the company,the guar

  关 键 词:

  公司担保/越权规则/法定代表人/表见代表/形式审查/Corporate Surety/Ultra Vires/Legal Representative/Apparent Representation/Formal Review

  标题注释: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中国民法典担保法立法研究”(17XNI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以下简称公司担保),虽然是“公司正常交易的润滑剂和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催化剂”[1](P.83),但担保责任的承担必然危及公司资产的安全,进而损及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在公司担保问题上,我国公司法进行了不同于公司一般经营事项的制度安排,旨在规范公司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防止违背公司意志的担保行为给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带来消极影响[2]。但对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及其与合同法第50条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了裁判的统一。司法实务中,一种裁判进路是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为规范依据,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出发,先认定该条(款)属于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是管理性强制规范抑或效力性强制规范,进而判断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①另一种裁判进路是以合同法第5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1条为规范基础,将公司法第16条理解为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限制,结合具体个案事实判断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代表权限,进而判断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②就前一种裁判进路而言,“在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规定二分格局下的讨论,根本就是错置找法路径。”[3]公司法第16条的违反,形成私法上的越权代表,但并不因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并不能涵括私法上的越权交易,无论越权交易的合同是否有效,法律效果均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无关[3]。于是,学说上以第二种观点为主流[4]。由此,在判断公司担保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时,相对人是否存在审查义务,审查义务的范围和标准如何界定,未尽审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问题,随即成为争论的焦点。

  公司法修订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裁判文书中就此所体现的司法态度并不一致。“周亚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判决)、“山西华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等与戴军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15]民一终字第72号判决)、“加金杰与何易恒等保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2016]最高法民申字第1006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016]民申字第1006号裁定)、“薛启盟与山东兴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2016]最高法民再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16]最高法民再字第194号判决)不承认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但“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07]民二终字第184号判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河北敬业担保有限公司与永年县圣帝隆房地产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申诉案”([2016]最高法民申字第2633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016]最高法民申字第2633号裁定)等明确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提供担保时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此外,“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876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014]民申字第1876号裁定)、“丁浩与张大清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236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015]民申字第3236号裁定)也实际上肯定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这些裁判文书为我们分析公司担保裁判中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判断提供了可资研究的样本。本文拟以这些案例中所揭示的分歧出发,结合学说的发展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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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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