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聚焦中小微企业

2018-01-12 10:39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京)2017年第20174期 作者:桑本谦

  内容提要:

  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之所以未出现许多学者担心的后果,是因为改革之前这些后果就已经出现。受阻于预算、编制和技术等多重约束,执法机关实际上不具备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资本监管的能力,资本欺诈行为早已泛滥,监管流于形式。因而,2013年改革实际上是对监管失灵的常态应对,针对徒劳无益的资本监管,改革至少节省了监管的执法成本以及应对监管的企业成本,这是改革后中小微企业注册数量剧增的主因。

  关 键 词:

  公司资本制度/有限责任/企业信息公示/公司资本监管/年检

  一、引论

  2013年年底,我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原则上废除了法定资本制,除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之外,关于设立公司的最低出资限额、实缴出资占认缴出资以及货币出资占全部出资之最低比例等约束出资的规定均被取消。①继2005年《公司法》修订降低公司设立门槛之后,此番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以下简称“2013年改革”)则将公司设立门槛彻底取消。官方对此给出的理由,除“简政放权”之外,还有“降低创业成本”、“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以及“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等,②这些关键词为媒体宣传奠定了基调。

  与媒体普遍叫好不同,学界对于“2013年改革”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激进的批评者认为,如此改革将会打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若通过伤害债权人利益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必然是扰乱市场秩序,侵蚀企业信用基础。③即使是相对温和的批评者,也主张废除法定资本制不宜操之过急,至少须等到建立起运转良好的合约机制之后,而在此之前,公司资本制度作为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仍是不可或缺。④乐观的评论者们对诸如此类的观点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资产信用比资本信用更加真实可靠,对应于现代商业实践,公司法的“资本三原则”已经过时,而废除法定资本制也已成为世界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⑤

  尽管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以此论证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却难免大而化之,相比之下,黄辉教授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对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更有说服力。⑥黄文的分析表明,公司资本制度作为债权人保护机制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成本高昂,而相比之下改革后建立的新型债权人保护机制却明显更为高效。本文延续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并在接受黄文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聚焦对“2013年改革”的讨论。

  第一,尽管学界习惯于用《公司法》的条文变化来描述“2013年改革”,但改革的重心却不在这里。《公司法》此次修订是国务院推动的。2013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了“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以及“放宽工商登记其他条件”的要求。⑦基于“简政放权”的理念,国务院谋求放松公司资本监管,并于2014年2月出台《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显然,《公司法》的修订只是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清除法律障碍的举措。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改革”的重心,是资本监管方式的变化——以验资审核市场主体准入条件、以年检跟踪企业资本变化为主要内容的公司资本监管制度被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取而代之。⑧工商机关不再主动查处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等资本欺诈行为,而是通过受理举报、随机抽检和列入“黑名单”的方式来保证企业信息公示的真实可靠。⑨对于实行认缴登记制的公司,刑法上涉及资本欺诈犯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各项条款也被废止适用。可见,与其说“2013年改革”的对象是公司资本制度,不如说是公司资本监管制度。

  尽管如黄文所言,公司资本制度可以大致分为公司设立阶段的出资制度以及公司运营阶段的资本维持制度,但由于其更多关注的是《公司法》条文的修订,而不是资本监管方式的变化,所以误以为“2013年改革”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公司设立阶段的出资制度。而事实上,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在公司运营阶段比在公司设立阶段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改革后公司注册数量之所以显著增长,也并非如黄文所分析的,是因为取消了最低资本额从而降低了公司的预期设立成本,而主要是因为改革取消年检制度从而降低了公司的预期运营成本。

  第二,尽管本文接受黄文的基本判断,即改革后的新型债权人保护机制更为高效,但仍需指出,黄文所说的新型债权人保护机制,无论是基础性的合同法和契约机制,还是特殊性的担保和保险机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董事义务制度以及破产法中的衡平居次制度,在“2013年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此次改革所建立和改变的制度只局限于看门人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因而综合看来,受“2013年改革”影响最大的,不是大型企业,尤其不是大型上市企业,而是那些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国务院的改革目标,诸如“降低创业成本”、“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以及“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等,无一不是着眼于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设立成本和运营成本。正因如此,本文的讨论仅以考察中小微企业为限,虽难免以偏概全,却会对改革背景和原因的透视更为聚焦。

  第三,只有搞清楚改革的背景和原因,才可能对改革做出中肯的评价。对于改革的背景和原因,本文的分析结论赞同黄文的基本判断,即改革的公司资本制度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且公司资本制度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监管成本和公司经营成本,但与黄文更加关注后者不同,本文主要关注改革前的公司资本监管成本。调研发现,正是因为改革前的公司资本监管成本令执法机关不堪重负,才导致了长达20年之久的监管失灵,而“2013年改革”本质上是对监管失灵的常态应对——之所以如此应对,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应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于这次公司资本改革给予肯定评价。

  在搞清楚“2013年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之后,改革的遗留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由于工商机关已经不再主动查处公司资本欺诈行为,那么,就中小微企业而言,保证信息公示的真实可靠以及强化“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就成了阻止公司资本欺诈行为主要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会探讨在“揭开公司面纱”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在企业信息公示抽查制度中辅之以私人执法的可能性。

  要完成上述写作目标,需先对公司资本监管制度做一个虽然简洁但却相对完整的理论解说。在传统公司法学说的许多流行误识尚未澄清且常用的比较法研究范式存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这项工作并非多余;而由于本文的讨论只涉及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本监管,所以相应的理论描述可以适度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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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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