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虎:诉讼时效制度的现代更新

——政治决断与规范技术

2018-01-12 11:31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17年第20175期 作者:朱虎

  内容提要:

  《民法总则》中的诉讼时效规则存在诸多改变,这体现了立法中政治决断和规范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些规范批判性地吸纳了国际趋势和本土实践经验,体现了社会共识,这表现在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届满后的效果和中止、中断的具体规则方面。在价值层面,规范体现了诉讼时效的合理制度目的,该目的尤其体现在不适用时效的请求权方面,但在时效的中止和中断事由方面仍有根据制度目的予以省思的空间;私法权利期间中所蕴含的利益平衡重点不同使得权利期间呈现多元化,诉讼时效规范的强制性可据此予以反思。同时,立法和解释应在许多层面展开,以实现法秩序中的价值融贯和规则融贯。

  关 键 词:

  诉讼时效/民法总则/权利期间/融贯

  标题注释: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走向平等的自由财产法权”(15XNI002)成果。

  《民法总则》的编纂是表现为立法行为的政治行为,故必然蕴含着政治决断。政治决断依赖于权威,但基于政治意志的权威须具有正当性,这体现了权威和正当性、意志和理性之间的相互关联。权威所做出政治决断的正当性取决于其体现了合理的社会共识,在欠缺足够共识时,其至少能够实现制度内合理价值取向的内在统一和融贯;同时,应在整体法秩序中观察制度,注意在整体法秩序价值之网中的价值融贯,在制度内部实现价值内在统一性和价值多元化的双重目标,并在规范技术上着眼于理性的细节展开,进而实现整体法秩序内部的价值融贯和规则融贯。本文即以诉讼时效制度管窥《民法总则》中的政治决断和规范技术。

  一、社会共识:国际趋势和本土实践理性的批判性吸纳

  立法应反映社会共识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但难题在于判断是否存在社会共识及存在何种共识。这个难题是一个事实判断,如果不过分较真,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如果智慧并非一个民族所独享,则国际共同的发展趋势就可能是理性的外在表现;如果立法并非平地起高楼,则必然会考虑本土既有的实践,本土实践经验也构成了实践理性的外在表现。就此而言,萨维尼所说的历史和体系两个因素具有合题的可能性。

  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以下国际趋势:时效期间趋向统一;时效期间不能过短也不能太长;时效起算的主观标准;最长时效期间避免时效被无限期地推延;时效届满仅产生义务人的抗辩权。①在本土实践层面,除了《民法通则》和特别法之外,还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和诸多批复、决定、复函等,实践中也存在大量案例,法学界对诉讼时效也展开了诸多研究。《民法总则》中的诉讼时效规定对这些国际和本土经验进行了相当多的吸纳,但同时对这些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和适当改造,因此是一种批判性的吸纳。

  (一)时效期间的合理化

  1.普通期间的适度延长

  依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第1款,诉讼时效的普通期间由二年延长为三年。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交易和实践发展所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化,适当延长诉讼时效普通期间已成为社会共识。②立法过程中,有建议将该期间延长至五年③;欧洲法中三至五年的立法例都有。选择三年还是五年取决于政治决断,毕竟政治决断的合理性是一个幅度,而非一个点,在一定幅度内的政治决断都可被认为合理。建议五年的主要理由是,较之欧洲,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不足,较长的时效期间有助于保护权利人。但对时效普通期间的确定必须考虑制度整体,在通讯、交通等因素大致同等化的前提下,时效期间的确定与时效起算点、中断事由都有关系。如果时效起算点采取客观起算,则应配合以较长的时效期间;如果采取主观起算,则时效期间可较短一些。④在同样采取主观起算的前提下,即使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较之欧洲尚有不足,但由于时效的中断事由更多,故目前采取的三年时效期间在结果上仍可谓合理。

  2.时效期间的力求统一

  为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形式正义要求,提高时效制度的清晰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时效期间应尽量统一。《民法总则》未规定一年的时效期间,在解释上应认为《民法通则》第136条所规定的适用一年时效期间的四种情形都被取消,应统一适用三年的时效普通期间。

  具体而言,《民法通则》第136条所规定的“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毁损的”两种情形,均可能产生侵权、合同等多项请求权,性质相去甚远,不可一概而论,其与一般请求权也无本质差别,且会在同一合同关系中导致不同请求权的不同时效期间,区分对待并无充分且正当的理由。⑤关于“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所涉情形部分要适用《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1款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还有部分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合同标的物掺杂使假引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复函》(法函[1992]10号)适用时效普通期间,剩余的适用余地较小,且同样无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规定特殊的时效期间。至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规定特殊时效期间更不具有合理性。在价值上我们经常认为生命、身体、健康较财产更为重要,但保护财产的时效期间却较保护价值上更重要的权利的时效期间更长,明显轻重失衡;许多国家(例如法国)基于权利价值重要性的考虑,对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定了更长时效期间,我国至少不应规定较保护财产更短的时效期间;在司法实践中,基于上述正当价值判断,有法院甚至违反文义对该规定采取了限缩解释,认为仅指健康权受到侵害,不应包括生命权受到侵害,故因身体受伤害致死亡的情形仍适用普通时效期间。⑥

  但是,基于形式正义的“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要求,仍要考虑不同利益状态而确定特别的时效期间。《海商法》第257条第1款、《拍卖法》第61条第1款、《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31条第1款、《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22条第1款等所规定的短期时效期间,均具有加速处理纠纷的特别目的。《环境保护法》第66条规定的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海商法》第265条规定的油污损害请求权的三年时效期间、《合同法》第129条规定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的四年时效期间、《保险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请求给付人寿保险金的五年时效期间等均较长于以前的时效普通期间,原因是这类请求权在损害认定、举证和主张权利方面均存在困难,或有特别保护权利的目的。基于这些特殊利益状态的考量,这些特别时效期间仍具有合理性,故《民法总则》第168条第1款明确“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⑦

  3.最长期间的延长制度

  如果时效采取主观起算,为了避免过分不稳定的状态,就有必要同时规定采取客观起算的最长时效期间。《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保留了《民法通则》第137条所规定的二十年最长时效期间⑧,且保留了时效延长规则。《民通意见》第175条明确规定时效延长适用于诉讼时效和最长时效期间,但《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所规定的时效延长按照体系解释仅适用最长时效期间。⑨

  即使如此,该延长规则仍备受诟病。最初规定此规则的历史原因是为了解决我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居民之间请求权的问题,但《民通意见》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都属于可以延长期间的“特殊情况”,实践中也进行了多种运用,包括涉台案件、身份权请求权案件等,其中不乏大量误用情形。⑩学者多认为,在历史原因已经消除的前提下,既有延长规则的司法适用或者是误解的结果,或者反映出相关重要时效规则的缺失,应放弃该规则。(11)这一问题与最长期间的类型化有关。随着科技的发展,人身损害有可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存在越来越长的潜伏期,而且人身权益应予特别保护,(12)因此欧洲各国多对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时效期间做出30年的特殊规定。(13)《民法总则》并未如此规定,但因现有的起算、中止和中断规则无法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故保留最长时效期间的延长规则以应对上述情形,可谓“旧瓶装新酒”。当然,为避免滥用,可考虑对此进行程序控制,例如必要时需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可延长。

  (二)时效起算的合理化

  1.一般规则

  诉讼时效始终回避不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德质疑,回应此种质疑的方式就是引入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即当权利人存在可归责性时,权利才罹于时效;当权利行使客观可能时,权利人具有抽象可归责性,而当权利行使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权利人放置不管时,权利人具有具体可归责性。(14)判断可归责性的标准就是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可针对特定义务人行使请求权。此种主观起算方式也能与较短时效期间形成体系配合,《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即采取了此种起算方式,这与国际趋势相一致,(15)同时也是在《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基础上的进一步合理化。《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规定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在解释上可认为时效从权利可以行使时起算。据此,一方面,《民法总则》规定的是“权利受到损害”,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权利被侵害时”不同,这可能是考虑到权利被侵害时所产生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请求权,依据《民法总则》第196条第(一)项不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民法总则》的规定还要求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如果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义务人具体是谁,权利人仍无法主张权利,时效即不应起算;(16)《诉讼时效规定》第8、9条已规定时效的起算要考虑当事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判例中同样认为“对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除审查权利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还应考虑权利人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权利被谁侵害”(17)。

  2.特殊规则

  《民法总则》第189条也采纳了《诉讼时效规定》第5条的司法实践经验,即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最主要目的是避免债权人频繁主张权利,进而维持当事人之间信任关系,降低合同履行成本。(18)

  第190、191条针对两种特殊情形规定了时效的特殊起算。第一种情形是,在法定代理关系存续中产生了行为能力欠缺者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且请求权可以行使,此时该请求权只能依赖于法定代理人予以主张,但由于义务人也是法定代理人,故无法期待法定代理人主张权利。(19)为保护权利人利益,国际上均对此有特殊规定,规范技术上采取诉讼时效开始停止、进行停止和完成停止等不同方式。(20)在我国,基于同样的价值考量,第190条规定此时诉讼时效从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同时,如果行为能力欠缺者所享有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后,义务人才成为权利人的法定代理人,此时适用第194条第(四)项所规定的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而导致的时效中止。

  第二种情形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在未成年遭受人身侵害的其他情形中,一般不会出现其监护人不愿或不敢主张的问题,但在遭受性侵害情形中,不少监护人从未成年人名誉、声誉、健康成长、成年结婚等现实角度思考,往往不愿、不敢公开主张,而长期隐瞒子女受性侵害的事实,如此时仍适用时效起算的一般规则,未成年人成年后往往时效已经届满,无法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此等价值考虑,国际上对此情形皆规定了特殊规则,规范技术上有时效停止进行、在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届满前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不届满或规定极长时效期间等方式。(21)我国则规定该类损害赔偿请求权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算,体现了同样的价值考量。但在家庭成员侵害的情形中,例如继父性侵未成年继女,即使未成年人年满十八周岁,但如果其与性侵者仍处于同一家庭关系共同生活,则其往往仍不敢或不愿主张权利。针对此种情形,《德国民法典》第208条规定在家庭共同关系终止前时效停止计算。目前我国欠缺此类相关规定。基于同样的价值考量,可以建议,即使未成年人年满十八周岁,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但解释上可结合第194条第(四)项所规定的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而导致的时效中止,宽松认定此时义务人对权利人存在控制关系,从而中止时效。

  (三)时效期间届满后效果的合理化

  时效期间届满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可能有三种:权利消灭、胜诉权消灭或抗辩权发生。三种方式的区别在于:第一,义务人自愿履行或同意履行的,是否可以“翻悔”,第一种方式下回答是肯定的,而后两种方式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法院是否能够依职权主动适用,前两种方式的回答是肯定的,后一种方式的回答是否定的。《民法通则》第138条、《民通意见》第1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采纳了胜诉权消灭方式,之后,《诉讼时效规定》第1、3、2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则采纳了抗辩权发生方式。国际趋势是采取抗辩权发生的弱效果。《民法总则》第192、193条在此基础上明确采纳了抗辩权发生的方式,即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并未消灭,但义务人享有永久抗辩权,可据此提起诉讼中的抗辩;义务人同意履行或自愿履行的,视为对抗辩权的放弃;法院不得主动适用。

  据此,时效期间届满后,仅产生义务人的抗辩权,义务人可放弃此种抗辩权。放弃抗辩权可以是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也可以是现实的自愿履行。在前一种情况下,放弃抗辩权表现为义务人不得再行提出抗辩;在后一种情况下,债权消灭,权利人无权请求,故义务人无从提出抗辩,因此放弃抗辩权表现为义务人的履行不构成非债清偿型不当得利,不得请求权利人返还。(22)第192条第2款将放弃抗辩权的这两种情形分别规定,使得后果方面的区分更为清晰。但是,这两种情形均是放弃抗辩权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而已,在其他情形中并无区分对待的价值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放弃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行为,同样适用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规则,无论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抑或现实的自愿履行,如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义务人可请求撤销该放弃行为。较有争议的是义务人不知存在时效抗辩权的情况下同意履行或者自愿现实履行,是否可因重大误解而撤销该放弃行为。有学者主张,同意履行情形下可撤销,而自愿现实履行情形下不可请求返还。(23)但问题是,在价值上并无将这两种情形区分对待的充分的正当理由,无论解释结构如何,实质上的价值判断都是义务人是否可再次享有时效届满后的利益。对于义务人不知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具体为何而出现重大误解的情形,以及义务人对时效的起算时间以及是否和何时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等出现重大误解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可认为是义务人对自己利益照顾不周,义务人的不知道恰恰是应当知道,故义务人具有可归责性,应将该风险分配给义务人承担,因此义务人不可撤销,除非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认为义务人的重大误解是因权利人具有可归责性所导致的。(24)

  同时,该放弃抗辩权的行为必须具有明确的放弃意思表示。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发出“贷款对账签证单”而义务人签字,此时要求权利人必须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且义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才可认为义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权。如果权利人没有催收的意思表示,或者义务人的签字仅仅表明收到而没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明确意思表示,则不可如此认为;义务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只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理人才可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收发部门的签字并不可以,这与导致时效中断的权利人送交权利文书不同,后者仅需非对话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即生效,故该文书到达义务人的收发部门即可。(25)

  (四)时效期间中止和中断的合理化

  《民法总则》第194条保留了《民法通则》第139条、《民通意见》第172条和《诉讼时效规定》第20条关于时效中止的大部分规定,但做出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按照《民通意见》第172条和《诉讼时效规定》第20条的规定,行为能力欠缺者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只有行为能力欠缺者所享有的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针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请求权的时效并不中止。有学者认为,这种单向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更为合理,(26)且权利人对行为能力欠缺者享有请求权时,权利人仍可起诉,此时诉讼程序中止即可,无须时效中止。但即使如此,如果时效不中止,仍会逼迫权利人立即起诉,而削弱其他成本更低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可能性。因此,《民法总则》第194条第1款第(二)项删除了原规定中的“权利被侵害的”,解释上应认为行为能力欠缺者所享有的和针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请求权都会发生时效中止,这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27)

  其次,关于时效中止的效果,《民法总则》第194条第2款吸纳了国际经验,规定“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据此,时效中止事由消除之日起,时效剩余期间不满六个月的,应补足到六个月,由此避免出现中止事由消除后继续计算的剩余时效期间较短,致使权利人无法充分主张行使其权利的可能性,同时便于时效的计算。

  关于时效中断,《民法总则》第195条在《民法通则》第140条的基础上,总结了《诉讼时效规定》第13~15条的规定,补充规定了“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这种中断事由,进一步完善了中断事由。在效果上,《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从中断时起”时效重新计算,《民法总则》第195条则规定为“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时效重新计算。这表明在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算点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理,以该条第(一)项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第(二)项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等方式中断时效的,时效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以该条第(三)项规定的“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第(四)项规定的“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等方式中断时效的,权利人处于依据法律程序主张权利的状态,如果规定时效期间从起诉之日或者提起仲裁之日起重新计算,可能会因法律程序繁琐、所耗费的时日过长,出现法律程序尚未终结而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况,有违时效中断的目的,因此此时从有关程序终结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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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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