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法律东方主义的迷思

2018-02-08 16: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

  美国学者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一书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法律东方主义话题又重新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法律东方主义在当下中国重新获得重视,不仅与相关书籍的翻译有关,更关键的是与当下中国在走向世界结构中心位置时所产生的信心、身份及认同有关。由此看来,对法律东方主义问题的讨论越发显得重要。

  对待法律东方主义的

  两种态度

  法律东方主义是在东方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按照萨义德的看法,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在东方主义视角中,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被矮化、丑化和弱化,最终迫使作为东方主义对象的东方接受西方对东方的定义。通过将东方学的思维、表达方式运用至有关近现代美国—中国在法律领域相互关系的分析上,络德睦发现美国与中国交往中同样遵循美国/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通过对中国自身法律制度、法律实践的野蛮化处理,使得中国不得不接受美国所理解的文明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李秀清教授在对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面向在华西人的《中国丛报》(1832—1851)中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整理分析时也发现,当时的美国确实存在反感清朝法律的态度,“特拉诺瓦案”有关中西观点的交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对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及表达,果然所言不虚。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法律东方主义呢?

  对法律东方主义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接受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的理解,一种则是反对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的描述。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期间,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及全盘西化的主张,表面看是中国自主接受西方国家的技术、制度及文化,实质则是承认西方所理解和定义的中国,具体言之,即是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落后和低于西方国家的印象。其实,不仅是救亡图存中我们接受了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形象的理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同样存在有意/无意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线性的历史进化观等问题。正因为如此,这才有了邓正来教授所大声疾呼和深刻反思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问。另一种态度则是对法律东方主义中所勾勒的中国形象进行反思,揭示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足。郑戈就曾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对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人缺乏普世宗教指引因而无法在精神上完成个人主体性建构的描述,如今已经被许多中国人内化为自己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上述两种观点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具有后者否定和超越前者的逻辑。但上述两种观点有没有共同之处、有没有需要反思之处呢?答案是肯定的。

  认清法律东方主义的真实逻辑

  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两种逻辑,遗憾的是,很多学者仅看到了法律东方主义作为特殊性思维逻辑的面相,这也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法律东方主义,就是萨义德、络德睦及李秀清他(她)们所意识和分析到的法律东方主义,它具有特定的立场:西方中心主义;特定的逻辑:弱化、丑化及矮化东方;特定的目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毋庸置疑,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东方主义,需要予以深入揭示和批判,不仅在于它没有给予作为自身认识对象的他者东方、中国以足够的认同和平等,更在于该观点要是长期甚嚣尘上,可能会使得作为其认知对象的他者慢慢接受这种假定,从而落入认知的逻辑陷阱中。譬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于1832年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强盛,扭转中国人将西方视为“蛮夷”的做法,冲击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自信。

  还需要洞见到作为普遍思维方式的法律东方主义,其就是“我者—他者”关系的具体表达。曼海姆在开展知识社会学研究时就发现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种逻辑。如其所言,当主体自身需要变革时,主体则喜欢将对方进行乌托邦化处理;当主体自身处于丰盈上升时,主体则会进行意识形态化处理。乌托邦就是将自我意识中的对方进行强化、美化和理想化,作为引导自身变革的判准和图景;意识形态就是建构一整套言辞来弱化、丑化对方来建构自身自信,以此维护自身的自信。将法律东方主义产生的时空背景与“我者—他者”的认知逻辑进行比照就会发现,法律东方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社会步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意识形态化处理他者时的必然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法律东方主义仅仅只是人类认知范式“我者—他者”的特殊具象而已。平心而论,并非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认知时会进行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处理,整个人类在认知时都会同样如此。以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乾隆皇帝对其请求的处置为例,当时的清朝(乾隆)同样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矮化、弱化他者(英国)的方式来构筑自身的自信。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则对西方进行了乌托邦式的美化处理。

  超越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限制

  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曾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以此为据看“我者—他者”会发现,法律东方主义虽说是其逻辑的必然展开,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改进的余地。在此,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二:有关他者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对他者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处理。有关他者观念的生成,既与我者自身有关,也与他者有关。在“我者—他者”的认知范式中,我者自身所处的客观实际及我者对自身所处客观实际的理解,是支配我者如何看待他者的重要基准,是他者无法改变的。他者所处的客观实际及他者如何表述自身,对我者如何看待他者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者可能无法改变自身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但他者可以通过调整对自身的表述来影响我者。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络德睦曾指出,当时的美国为什么屡屡会认为中国没有法制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总喜欢从道德的角度来描述与勾勒自身,显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基于此可以下个定论,即:他者可以经由对自身描述和表述的调整来影响我者。

  破解法律东方主义、消弭“我者—他者”认识中我者对他者的误解,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作为西方眼中他者的中国,需要构造出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关于自身法律制度、法治实践、法治理想及法学学术的表达体系。当自身的表述处于混乱、毫无逻辑可言的状态时,对方定然无法正确地理解自身。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眼中他者的中国,还有必要用一种西方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身。如果作为自身的表述对象听不懂、看不透自身的表述,对方定然无法正确地理解自身,那就容易产生误解和误会。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讨论的我者、他者并非是绝对地与西方、中国一一对应,西方、东方(中国)、南美、非洲等都既是我者,也是他者。只不过当前的历史阶段,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强势阶段,故而产生法律东方主义问题。一段时光之后,说不定还有可能产生印度、非洲、拉美、中亚等眼中的法律某某主义,为此先知先行显得格外重要、尤其紧迫。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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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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