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发展

——以诉讼费调控功能为视角

2018-02-09 14: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青杨

  基于司法为民的理念,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降低了诉讼费的收取标准,并创设了一系列鼓励诉讼的机制,如调解、撤诉等情形的减半收取,减轻当事人诉累,意图通过此举缓解当事人“厌诉”的问题。《办法》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确实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矛盾纠纷多发,特别是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在解决大量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现有的《办法》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对司法救助即减、免、缓交诉讼费适用范围过窄。《办法》规定了申请司法救助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将法人和其他组织限制在救助范围之外,但客观上,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经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商贸往来中纠纷更多,有时会因为高昂的诉讼费,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二是对恶意诉讼案件缺少惩罚性措施。针对一些非理性的诉讼行为,如提起“天价”诉讼请求又拒绝调解的当事人,依据现有《办法》的规定,缺少惩罚性措施。三是忽略了诉讼费不等于诉讼成本。诉讼费仅是当事人诉讼成本的一部分,甚至远远小于诉讼成本,单纯无差别地减少不同案件类型的诉讼费,表面看能促使当事人参与诉讼,实际上却使大量的案件集中于法院进行诉讼审理,致使法院工作繁重,现有的司法资源已捉襟见肘,大量案件无法在审限内审理结案,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成本增加,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难以实现。

  诉讼费作为人民群众接近正义、享受司法救济的门槛之一,具有弥补国家财政不足、防止当事人滥诉、引导当事人行为、促进民事纠纷繁简分流等诸多功能。诉讼费杠杆作用的发挥,正是基于诉讼费具有调节和引导当事人行为的功能。因为诉讼费是影响当事人程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是以现实利益为驱动,引导当事人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通过影响当事人的行为选择来激励不同程序的形成和利用,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域外得到充分运用的重要理论基础。

  我国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倡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做法,充分发挥诉讼费杠杆作用,促进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创设和完善,该理论旨在通过诉讼费的杠杆作用让当事人作出理性的选择,虽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但不抛弃也不弱化诉讼职能。鼓励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有区分地提高或者降低不同案件类型的诉讼费,这样做在客观上反而会降低当事人纠纷解决成本,让更适合以非诉方式解决的案件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自动地进入非诉纠纷解决程序。

  如何强化诉讼费调控功能是一个关系到整个诉讼程序的多元与结构化的问题,需要建立在诉讼程序正义的前提之下。在整个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程序之下,通过诉讼费的调控,对当事人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起到调节和激励作用,从整体上实现提高司法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理论上的呼声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38条规定,“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的,免交案件受理费。当事人接受法院委托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解协议、故意拖延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在纠纷解决机制中,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起到了重要的衔接和补充作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秩序、节约司法资源的优势。科学合理地发挥诉讼费调控功能,显然可以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选择产生良好的影响。保护公民诉权,让群众打得起官司,或者说鼓励当事人在处理纠纷时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国家而言,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既能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又对当事人滥用诉讼资源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是提升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需要明确的是,发挥诉讼调控功能并非简单化地提高或者降低诉讼费收取标准,而是针对不同案件类型、不同纠纷解决程序,有差别地对待,扩大司法救助主体范围,加大对公益诉讼支持力度,惩罚恶意诉讼的行为等内容都是发挥诉讼费调控功能的应有之义。

  简而言之,发挥诉讼费的调控功能有四点现实意义:第一,能够使当事人获得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第二,能够节约大量司法资源,使优质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更需要诉讼程序解决的案件中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第三,促使更多当事人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方式,激励和促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第四,防止恶意缠诉、滥诉现象的出现。

  (本文系2017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FXD16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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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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