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服务合同入典问题探赜

2018-03-30 15: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葛鑫

  回应时代需求,是当下民法典编纂的必然要求。合同法作为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手段的法律形式,也应与时俱进,满足交易实践发展的需要。为回应当下互联网经济崛起的交易实践,“互联网服务合同”一度作为拟新增的有名合同类型纳入中国法学会版本《中国民法典建议稿(草案)》(以下简称《建议稿》)中。法谚有言:“无用的法律会损害那些真正有用的法律。”互联网服务合同能否作为新增有名合同入典,需要对其立法必要性、立法方案和立法重点问题进行系统回答。

  互联网服务合同的

  立法必要性

  契约自由理念下,是否构成有名合同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也即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之区分是立足于规范层面而言,以法律是否对特定类型合同的名称、规则作出规定为标志。因而,首先需要判断互联网服务合同是否符合作为有名合同的基本标准——“重要且必要”。特定合同类型重要与否,更多地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应当回归到社会生活事实,判断其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具有普遍性。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从无到有,已跃升为网络第一大国。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本土互联网研究第三方机构艾瑞咨询发布我国《2017年网络经济年度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达到14707亿元,并在未来整体仍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转型的引擎所在,数字庞大的用户基数和网络经济规模体现于细微处,包含着一个个具体的互联网服务合同,无不说明与互联网有关的交易形态并非小众,而是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

  必要性的判断是立足于现行法规范层面,审视特定类型合同关系是否尚未得到现行法的协调和规范,或者是否现行法调整效果不尽如人意,确有立法的迫切性。互联网技术和产业自身的变迁使得其大致表现为商务电子化和消费网络化两个阶段。在互联网尚未迈入大规模商用时,其应用着重体现为电子通信手段,如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等在商务活动中的应用。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和社会生活水平,1999年合同法立法更多地注重解决B2B模式下商务“电子化”问题,借鉴联合国贸易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对数据电文形式的效力及合同成立时间、地点等问题作了规定,解决电子通信手段应用问题;《电子签名法》也紧跟联合国贸易委员会立法进程,借鉴《电子签名示范法》解决数据电文主体身份确认等问题。以2008年网络购物首次进入我国互联网十大应用为标志,我国迈入消费网络化阶段,互联网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生产、生活平台,相应的立法表现为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5年《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修订。除此之外,针对消费网络化的立法多体现于《网络交易服务规范》《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行政监管规定,而非针对消费网络化所涉及的各方主体合同关系的规范调整。由此可见,对于消费网络化所涉及的平台商业模式中各方主体法律关系、用户协议效力、平台规则等问题,都尚需民事法律明晰其效力,是为互联网服务合同具有立法的必要性。

  互联网服务合同的概念和范围

  《建议稿》中将“互联网服务合同”界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用户约定,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的合同”,包括互联网接入服务和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两大类。与此相关的术语界定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下简称《民事案由规定》)和《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前者将“网络服务合同”界定为“网络服务商给消费者提供通路以使消费者与因特网连线的中介服务或者提供内容服务的合同”,而“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被作为买卖合同的次类型,纳入单独的“网络购物合同”之中;后者将其调整对象“电子商务”界定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商品交易或者服务交易的经营活动”,仅包括《建议稿》中的部分互联网服务类型。从这三种定义来看,三者都是通过外延列举实现对其含义的界定,差别在于所列举的外延范围不同。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源于互联网本身的多层次性。从互联网技术架构而言,互联网可以被看作“网络的网络”,包括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层层向下,内容层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内容亚层(终端用户在互联网上可访问的信息)和交易亚层(终端用户通过互联网达成的交易)。互联网本身的多层次性特点,使得对于不同分层的调整对象,具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和特点。

  从互联网分层理论出发,对于互联网服务合同的调整范围不宜界定过宽,互联网不同分层中服务提供者与用户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如果概念范围过于宽泛,将使得法律适用规范混乱,也会迷失立法重点所在。因此,首先可以考虑将单纯提供互联网接入技术服务的合同关系从互联网服务合同的概念中剔除,不再与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的合同关系杂糅规定,因二者可分享的共性十分有限。对于互联网接入服务而言,属于人们正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公用性服务,可以考虑将其作为新增公用性服务类型纳入到原有的“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之中,其立法重点在于通过明确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的强制缔约义务以及相应的合同履行标准等,实现对用户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次,从内容层的内部区分来看,内容亚层和交易亚层均具有调整的必要性,但《建议稿》未明确或回避了对信息内容服务的调整。信息内容服务虽未如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所呈现的问题显著,但信息内容产业才是互联网经济时代所产生的新的产业类型,并且当前对其规范多限于信息内容管理,从合同关系视角抽象信息内容服务关系中的服务提供者与用户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对于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而言,《建议稿》和《民事案由规定》的调整重点有所区别:《民事案由规定》是将利用互联网进行商品销售、服务提供的经营者自身作为规范主体,因而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次类型加以规定;而《建议稿》的规范重点是对作为交易平台、服务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调整。相较之下,《建议稿》的规定更加能够凸显“互联网+”时代平台商业模式的立法关键所在,应将其作为新生的合同关系构造加以规范。因此,互联网服务合同应当包括对信息内容服务合同关系和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两大类的调整,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通过分节的方式实现。

  互联网服务合同的立法重点

  《建议稿》将互联网服务合同的立法重点归纳为电子化订立方式、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格式合同规范。在网络经济时代,三者无疑都属于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适宜在民法典合同编分则中加以规定。对于电子化订立方式,在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手段和媒介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合同类型都会出现电子化订约问题,因而电子化订约问题属于整个合同法的网络化转型,应当交由合同编总则规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由于该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不宜由合同法分则全面、细致立法,可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在互联网服务合同中以引致性条款的方式概括性规定,而将具体的细节调整交由其他法律或者留待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加以解决。对于格式合同规范,仅仅指明了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中的一个侧面,未能发掘平台服务合同之格式合同与现行《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规范的差别所在。在以平台为主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中,平台规则、政策、声明等都是平台作为服务提供者和平台管理者身份叠加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传统格式合同出于交易效率的考量。因而,互联网服务合同的立法重点仍然在于围绕着平台主体地位、平台规则等规范展开,并注重与《电子商务法》立法衔接配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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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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