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因论法典编纂

2018-03-30 15: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俊毅

  自19世纪初以来,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为契机,法典化的趋势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拉美各国激起了广泛的热情,使得19世纪的法典编纂运动呈现出了某种全球性的特征,人类迎来了辉煌的立法时代。19世纪下半叶,印度在法典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共完成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以及合同法(1872年《合同法》)和证据法(1872年《证据法》)等法典编纂活动。因此,有学者指出,对于后维多利亚时代而言,尤其是在法典编纂领域,印度的法律改革已经超过了英国。其中,《印度刑法典》(1861年)不仅被认为是以理性和演绎原则为基础建构实体法法典(科学法学)之可能性的实践证明,甚至可能是普通法国家最早通过的法典。然而,在普通法传统的国家里,对法典编纂的抵制也日渐激烈,法典编纂问题的讨论在这些国家从未导致真正的实质性法典化运动。在英国实体法法典编纂几乎归于失败的大背景下,为何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著名法学家(如麦考莱、梅因和斯蒂芬)能够成功推动印度法典编纂?对此,我们可以从英帝国的统治实践和梅因在印度法律委员会的任期窥知其内在理路。

  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试图根据自然法原则来重述英国法,从而实现英国法的统一性。边沁在《政府片论》中对布莱克斯通的计划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放弃了根据理性重构普通法的计划,大力支持纯粹演绎式的法典编纂。与边沁一样,麦考莱认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实践使得普通法的缺陷进一步加剧,“法官造法”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矫治,就会产生一个粗俗任性的政府。他甚至直言,法官造法与绝对政府的结合是“不能够忍耐的祸根和丑闻”。梅因基于对英国法现状和英国法学的审视,认为正是英国法学及其判例法模式阻碍了现代立法所必需的法律推理和体系化能力,并建议将罗马法的研究设置为维多利亚时期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梅因在其早期发表的《罗马法与法律教育》(1856)一文中指出,英国普通法能够通过理性编纂的形式受益宏丰。在他看来,这种理性编纂能够消除以法律教育、法律先例和判例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所固有的歧异性和矛盾性。他甚至认为,法典编纂不仅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最崇高的目标,而且对于法律演进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古代法》(1861)中,梅因将“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界定为“法律”和社会相协调的重要媒介。尽管梅因赋予法典编纂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但他仍对在英国制定一部良好成文法典的可能性心存疑虑。梅因问道:“是否有人能够将现存法律的精确知识、完整的立法表达和法律分类的原则熟稔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梅因的回答显然是否定性的。

  梅因是19世纪印度法律委员会中任期最长的法律委员(1862—1869),他在印度的经历使他对于法典编纂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梅因在印度法律委员会的任期内,对印度的立法事业有着极为广泛的热情,即便如此,他始终对边沁式的立法模式有意识地保持着警惕和批判。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梅因任期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位对于实践导向不太热情的立法者,他始终保持着对激进改革的谨慎;另一方面,由于在梅因任期内有200多项立法在他的监管下通过,所以他又被看成是一位大胆的彻底法典化的倡导者。梅因在印度的任期何以会在“无所作为”和“过度立法”这两极之间徘徊呢?

  如果梅因在19世纪50年代尚认为在英国成功地实现法典化的前景是暗淡的,那么他在印度的经历则使他对印度和英国的法典化前景更具信心。梅因基于他在英属印度的经历发现,在英帝国的统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印度,问题不单单是协调法律与当前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英帝国的统治已然打破了经过编纂的印度法及其习惯法的自然演进。对此,梅因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唯一的疗治在于统一的、简单的、编纂成法典的法律的颁布,并在最大程度上以最佳的欧洲模型为基础。”此时,梅因已经确信存在能够完成法典化使命的专家队伍,他们能够很好地将法学的科学知识与印度法律、政治实践相结合。

  梅因在印度法律委员会任期内发现,印度立法领域内最为活跃的是高等法院。他将在立法领域发现的这一现状与他对普通法的批判联系起来,十分敏锐地指出:印度的法官立法具有其他地方司法立法的所有缺陷,甚至更甚一筹。由此可见,尽管梅因对司法立法的批判远没有边沁那么激烈,但他还是明确地将司法立法视为普通法法学的主要缺陷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梅因对于法典编纂的支持,并不是以边沁信仰的文明法典的内在优越性为前提的,而是以盎格鲁—印度法律的混乱状态及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策略的考量为前提的。梅因正是基于对英帝国统治策略的考虑大力倡导在印度推进法典编纂的,因为英帝国在印度进行统治所依赖的行政官员大多是缺乏法律训练的,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向印度派驻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进行统治。为了提高帝国管理者的治理效率,必须将英国和印度的法律系统化、体系化,从而更易于被帝国管理者理解和掌握。为了有效地实现帝国统治的目标,将英国法和印度法进行系统化的编纂便成为英国法学家不可推卸的职责。

  然而,梅因在印度推动的法典化运动遭到了行政官僚体系的反对,他们指责梅因“过度立法”,一方面法典编纂过程中引入了太多的法律术语,这超出了印度原住民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使得本已效率低下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削弱。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梅因完全支持法典编纂时应力求法典的简明化和体系化,因此上述批判是站不住脚的。梅因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些批评是居心叵测的,因为这些批评者试图通过限制立法为行政权威寻求更广泛的空间。他进一步表明,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这一方面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梅因在印度任期“无所作为”和“过度立法”的两极评价的最好解释,另一方面也是对梅因基于英属印度的统治实践所形成的法典编纂理论的全面揭示。

  正如曼特娜(Karuna Mantena)在《帝国的辩解: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中指出的:梅因坚持认为法典编纂是必要的,甚至扩展到具有争议的民法领域,他对法典编纂的信奉因他在印度的经历愈加坚定。在他晚年的相关论著中,梅因明确地超越了他早期论文中支持法典编纂的勉强态度,他甚至明确指出,鉴于欧洲和印度法典化的成功,对于英国法典编纂的任何反对都是抱残守缺,也将注定是暂时的。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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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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