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清晰地认识“法这个事物”

——拉伦茨眼中的法学方法论

2018-05-22 16: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艳风

  “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之反省。”每个学科都会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思考方法,依循特定的方式来答复自己提出的问题,法学自不例外。方法论是法学的元问题,关于法学方法论的阐释和思考呈现出众声喧哗、形色各异的纷杂状态,一直未曾中断。“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乱麻中采获了这朵鲜花。”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法学方法论》中,对于法学方法论的探思一直被奉为经典,对中国法系乃至英美法系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认清“法这个事物”的内涵

  在中国法系的语境中,作为法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学方法论是一种探思法规范意义内涵及其实现方式的特殊思考方式,受特定实证法的拘束。“对程序的反省不能独立于程序的应用之外,反省或者与应用并肩偕行,或者随应用之后而来。”不论是成文法或判例法的方法论,抑或是特定法体系的方法论,都必须遵照法学基本原理,分享和保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学之特殊思维规则和学术规范,必须与法学本身密切相关。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的观照、反省和思考,又必须与自己保持适当的距离,适时调整观察方向和设问方式。“法学方法论应纳入该当法秩序中,以一定的方法说明其前提。如果不能超越该当法秩序的规定,它也无法作此种‘说明’,它必须基于诠释学的认识观点来作审查。”在这种“若即若离”“视线之往返、目光之来回穿梭”的关系纠缠中,法学方法论关于法学的思考渐趋深入。方法论不仅要描述实际如何进行,同时也要追问某特定方法的价值及其可能的成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认为法学方法论的进行方式不只是“描述性”的,更是“规范性”的。

  按照拉伦茨的理解,法学的认识目标在于拟定及说明此时此地(规范意义上)现行有效的法规范,这里的“现行有效的法规范”并非全属“既有的”规定内容,而是由法律、裁判、行政处分及契约等有关的法素材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规定内容。法学方法论的目标即在于发掘法规范内在的一体性及其一贯的意义关联,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境将规范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借助被正确解释的规范以及适宜比较的诸多裁判,尽可能配合事物正义的要求来裁判嗣后的“法律事件”。换句话说,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每个实证法体系的法学会各自发展出特有的方法论,其最后要解决的仍是同一问题:如何更清晰地认识“法这个事物”。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法这个事物”,法学方法论使出浑身解数。为了探求法规范之“真义”,作为法学方法论核心的法律解释设置了“字义”“法律的意义脉络”“历史上的立法者之规定意向”“客观的目的论”以及“合宪性解释”等多重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之间设置合理的逻辑适用秩序,既要让解释有些空间和创意,又要时刻提防不要“把法条扯碎了”。在解释无能为力的地方,法学方法论还要教给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之方法”。在法的续造的尽头,还要求助于“价值导向的思考”,既要跳脱法规范的顾“词”思议,又要固守在意识形态的安全线之内。总之,在拉伦茨看来,在充满丰富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法学学科中,要清晰地认识“法这个事物” 绝非易事。

  法学方法论不是万能钥匙

  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在于,“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拉伦茨特别提醒,这里的“自我反省”指的不是对法律决定过程的心理分析,而是指发掘出运用在法学中的方法及思考形式,并对之作诠释学上的判断。

  “法学方法论既不能被诠释学,也不能被法学完全吸收,反之,它是两者坚定的媒介,其既不能归于此,亦不能归于彼。”按照拉伦茨的理解,至少在如下这些方面,法学方法论可以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可以指出,某些命题论证或法条解释在论证的逻辑结构上所犯的常识错误;可以提醒,法律适用不能突破法律解释与法的续造之边界,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法律适用是以逻辑涵摄为基础,大部分则是“在逻辑达不到的地方”不得已作出的判断;可以提示,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可以运用类型、须具体化的标准、功能界定的概念等特殊的思考形式,给出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安全线以内作出最有创意的思考的建议。

  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法学方法论有一种广泛的误解。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种“法学的形式逻辑”,法学方法论是一种“解题技巧的指示”,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房门的万能钥匙。这种充满惰性和依赖的错误观念,必然会给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带来诸多困惑和负面效应。

  针对这些误解,拉伦茨理性地指出,法学方法论不是要列举一些确定的规则,只须遵守它们即可确保可靠的法规范适用。“如果认为解释者应该盲目、毫无创意地服从这些指示,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解释及所有与解释相关的活动,都不是仅依现成、确定的规则进行的“彩排”式互动,解释是一项有创意和想象力的活动。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可向法学方法论求得思考的方向和指引,但在“方向”和“指引”之外仍有相当的判断空间。在许多案件中,方法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作事前指引和事后审查,一旦法官必须以其不能言明的“法感”来作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时,法学方法论并不能提供多少助力。亦诚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对学术而言,方法上纯净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是所有研究的本质恐怕是发现新方法,而不是单纯地适用通常的方法。”

  当然,如果因为法学方法论的指示不能始终以相同方式做机械式运用,就认为它是多余的“空洞的公式”,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拉伦茨看来,这种推论实际上放弃了仍属可能范围内的理性,而完全任由纯粹恣意的个人主张作主,这是极其危险而不负责任的。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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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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