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吟兰: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

2018-05-23 16:26 来源:中国私法网 作者:夏吟兰

  [摘 要]:在民法典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最具伦理属性、民族特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婚姻家庭编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保持其相对独立的身份法特点。制定婚姻家庭编既是编纂民法典的需要,也是回应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需要。婚姻家庭编立法应当考虑我国的立法传统、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编中的作用以及当代国际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重构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应当考虑非婚同居关系在社会中逐渐被公众接受并成为一种生活模式的现实,对非婚同居关系作出原则性规定,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利;应当认真对待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轻率离婚屡见不鲜、离婚救济制度适用受限的问题,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为防止轻率离婚,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宏观定位;基本原则;非婚同居;离婚自由;离婚救济

  编纂民法典是党中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民法典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1]。中国民法典应当充分体现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最具伦理属性、民族特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各国婚姻家庭编大多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体现的是立法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追求,人身关系法律制度在民法典的体例架构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权利本位理念,以便更加充分地体现人与家庭的价值。正如著名民法学者王家福教授所说:“新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应当是人法,是人的权利法。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以人为本,把人摆在全部法典的中心”。[2]尽管21世纪初民法典草案的编纂活动基本确立了婚姻法回归民法典的路径,但对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体系架构,甚至具体内容又有不同的安排和表述。[3]我们认为,婚姻家庭编调整的是有关亲属身份关系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民法典人身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法典应当将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分则编的第一编放在民法总则之后,这不仅体现了婚姻家庭编作为人法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人权理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勃兴。

  21世纪以来,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婚姻家庭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多元文化对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的挑战,有市场经济规则对婚姻家庭秩序、婚姻家庭规则的挑战,也有人权理念对传统民法理论的挑战。制定婚姻家庭编既是编纂民法典的需要,也是回应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婚姻家庭新问题以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需要。婚姻家庭编立法的主要问题包括婚姻家庭编在民法典中的宏观定位、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重构、婚姻家庭编应否调整类婚姻关系、离婚自由的保障与限制、离婚救济制度的充实与发展以及夫妻身份关系的拓展、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亲子关系的确认与保护、监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诸多问题,鉴于本文篇幅所限,仅对前五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婚姻家庭编立法的宏观定位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脱单入典”的《婚姻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宏观定位问题。我们认为,《婚姻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应当坚持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在民法典中保持其相对独立的身份法特点。婚姻家庭编既要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崇尚意思自治,保护个人自由,完善婚姻家庭的权利体系;又要重视和维护健康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核心价值观,弘扬家庭美德,强化家庭责任,维护婚姻秩序,促进社会公正。因此,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立法应当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要把握婚姻家庭立法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婚姻家庭法律的伦理属性决定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既是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出发点,也是制定法律和法律调整所追求的伦理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4]古今中外,人们的婚姻家庭问题既受道德规范的调整,又受法律规范的调整。婚姻家庭问题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带有社会意义的大事,它关系到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在婚姻家庭中,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婚姻家庭法律的主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伦理性。法律上的每项规定,也是道德要求。[5]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婚姻家庭立法应当与主流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保持一致性,体现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维护婚姻家庭秩序。

  (二)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要把握婚姻家庭立法中传承与继受的关系。一方面,要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成就与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婚姻家庭法的传承与创新。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重视家庭的优秀文化传统、家教家风,总结1950年《婚姻法》施行以来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成就与经验,彰显婚姻家庭法律的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同时,也要看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槽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具体制度中进行创新。另一方面,还应当参照、吸收和借鉴国外婚姻家庭立法之先进经验。保护家庭的国家责任原则、性别平等原则、不歧视原则、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不仅是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也已经成为各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6]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是宪法原则,也应当是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理念和宗旨,贯穿于整个婚姻家庭法的具体制度中。我国在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既要传承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也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中,要强化国家保护家庭的责任,稳定婚姻,支持家庭,追求性别关怀,实现儿童权利优先,弘扬婚姻家庭的主流价值观。

  (三)在立法的技术上,要把握婚姻家庭编与民法典总则以及其他各编的关系。在坚持婚姻家庭法身份法特点的同时,实现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衔接与融合。首先,婚姻家庭编立法要坚持人格独立下的团体主义,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同时要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实现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加强对婚姻家庭中弱者利益的特殊保护。其次,要特别关注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与民法总则基本原则的协调,婚姻家庭编监护章与民法总则中监护规定的协调,夫妻财产制度与物权编、合同编的协调;要把握婚姻家庭编立法的粗疏与细密之间的关系,摈弃婚姻法多年来“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在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具体的制度、规定和措施,实现立法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在体例架构上,要解决我国传统婚姻家庭立法重婚姻关系、轻家庭关系的状况,[7]婚姻家庭编要强化亲属制度、家庭关系的内容,将涉及亲属关系的各项制度均统一在婚姻家庭法中,以建构起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婚姻家庭法体系。[8]我们认为,婚姻家庭编应当包括通则、结婚、夫妻关系、离婚、父母子女与其他近亲属关系、收养、监护七章。

  (四)在立法的内容上,要把握婚姻家庭立法中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婚姻家庭领域不断地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婚姻家庭立法应当有效应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深刻变化和法律需求,回应社会关切。但也必须认识到法律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法律的告示作用与指引作用。法律代表国家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意见和态度。这种意见和态度以赞成与许可或反对与禁止的形式,向整个社会传达人们可以或必须如何行为的信息,起到告示的作用。法律通过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的规定应承担的责任来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的指引作用比个别调整具有更稳定和更持续的影响和效力。[9]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中国婚姻家庭关系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题,为婚姻家庭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尽可能提供解决的路径;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最终制定出符合中国现实需求、顺应时代发展、符合立法前瞻性和指引性要求的婚姻家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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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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