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政治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

2018-06-06 16: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家峰

  在组织行为和制度化能力生成中,良好的制度设计居于政治体系的核心位置。

  自柏拉图提出德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哲学王”统治范式以来,德性与理性就一直是建构理想政治生活的两根支柱。然而,伴随着社会商品化浪潮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已逐渐放弃了从德性的角度来建构政治生活的努力。因利益原则的“发明”,欲望开始取代德性成为新政治生活的支配性动力。于是,荣誉和德性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逐渐消失,而利益和欲望成为了建构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质料。

  理性的可靠性令人心生疑窦

  在失去德性这根重要的支柱以后,人类社会向往的理想政治生活,就特别地依赖于理性这根支柱的坚固性与可靠性。然而,自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以来,这根支柱的可靠性就不禁令人心生疑窦。

  如果说只有拒绝古典政治的崇高要求,降低政治生活的德性标准,并按此标准设计出的“良好政府”方案才真正可行,那么,在理性受限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是否还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政府”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应过分悲观。在西蒙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采取怎样的标准。

  如果评价“良好政府”的标准是“满意”而不是“最优”,那么它就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植根于有限理性理论的现实性,而体现在相关的具体研究之中,这些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方向和两个应用层次,综合它们的结论可以为“良好政府”的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的两种研究方向

  西蒙的创造性(seminal)研究激发了解决“有限理性”理论局限的两种研究方向:一是由西蒙自己所代表的所谓的“问题解决途径”,二是由卡尼曼等人所开创的所谓的“启发偏差途径”。

  “问题解决途径”研究决策者是如何承认并克服自身的理性限制的?西蒙认为,可运用各种启发式机制,通过“试错”和渐进的方式,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理智的决策。启发式(heuristics)原意是指“发现”(how to find things out),而在有限理性的研究中,指的是人们在理性受限和信息约束条件下如何运用一些搜寻到的规则或捷径来解决问题。它的核心特征是“发现”的过程是不全面的、局部理性的,决策者只专注于复杂问题的某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启发式是人类在适应有限理性的限制和不确定性的环境过程中所发明的一种“精明”的策略,从简单的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简捷启发式,到各种复杂的计算法则。除了认知上的启发式,精明的策略也可以体现在行为结构上,表现为各种有效的惯例、标准和工作程序。

  如果说“问题解决途径”意在说明启发式的有效性,那么“启发偏差途径”关注的则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在认知和判断的过程中惯常采用的各种启发式方法存在偏差。它通过实验的方式,揭示了普通人在运用以经验法则为基础的直觉判断时,容易出现的错觉、缺陷、笨拙和愚蠢行为。例如,在选举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选民都会使用诸如党派、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支持、民调结果,甚至候选人的外貌等认知启发式来形成判断,并做出投票的决策。然后,这些启发式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提高决策的质量,反而很容易使决策误入歧途。

  当然,“启发偏差途径”的研究并不是意在否定启发式的价值,而是试图理解产生有效判断和无效判断的认知过程。因此,尽管两种途径之间存在一些争论,但认真来看,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毋宁说是互补的。如果说“问题解决途径”的意义在于表达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信心,那么“启发偏差途径”的意义则在于提醒人类要对这种理性能力持有谨慎的乐观,不可过于盲目自信。虽然人类在理性能力上面临着无法消除的内在限制,但仍然能够通过发明出包括技术、机器、制度等在内的策略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要明白各种启发式策略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陷阱。只有在尽量避免这些偏差或陷阱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更为有效的策略工具。

  有限理性研究的两个基本层次

  有限理性研究,在政治理论中还存在着两个基本层次。

  一是以有限理性的个人决策行为为基础,研究现实中诸如投票、预算、选举等政治行为,可称之为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义研究层次,以西蒙为代表。通过对现实中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的观察,西蒙否定了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代之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选择行为理论”(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choice),特别强调认知方面的限制对个人决策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他分析到,在投票活动中,选民并不核算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愿望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在选举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选民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得不依赖于各种认知捷径进行投票决策;预算的制定也不是基于对所有政府活动的全面比较,而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调整。这种渐进主义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预算制定的难度,而且也可以降低或缓和预算过程中的冲突。

  二是同行为主义研究路径,其主要分析和解释的是现实中政治行为的不同,以马奇、奥尔森等人为代表的研究在此突出了制度的作用,探讨组织和制度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作用及影响,可称之为有限理性的制度主义研究。

  组织和制度为决策者提供规则遵循

  组织或制度的意义在于它们降低了世界的复杂性,包括传统、风俗或惯例在内的制度环境,为个人设置了一些可靠的、可感知的模式。个人不需要知晓所有事件的细节、原因和机制,也不需要寻找方案并计算和比较不同方案的后果,只需要判断决策的情境归为何种类型,然后选择与之对应的规则或程序。组织中决策者的行为是规则遵循行为,决策的逻辑更可能是“恰适性逻辑”(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它的核心是识别情境、确认身份、选择规则。通过这些模式所提供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个人可以在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约束下,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进行合理而稳定的规划,从而在高度复杂的世界中,驱动自身的行为达到“微弱的理性”。正如西蒙所言,组织是“人类特性和工作环境本质的联合函数”,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以解决复杂的大型问题的工具。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组织的普遍存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因此也是“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个体”。组织赋予成员以特定的组织身份,要求成员对组织认同和忠诚。通过组织所赋予的身份,组织的制度、规则和文化影响着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和决策模式。作为各种启发式规则的集合,组织为组织中的个体提供了一个简化的“世界图景”。根据这个“世界图景”,个体从组织特定的视角、利益和目标来看待世界,进而降低个体在认识世界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织和制度通过其中包含的认知、规范和规制的因素,形塑了个体的信念及其行为特征或模式。然而,由于组织和制度在本质上是人类有限理性的产物,人类决策行为中的各种限制——启发式偏差,同样也存在于组织的决策之中,并通过制度和规则而得到固化和放大,最终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决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人类社会的命运将完全交由“天意”。但是即便政治体系具有了制度化能力,也并不必然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在组织行为和制度化能力生成中,良好的制度设计才居于政治体系的核心位置。按照马奇和奥尔森的观点,组织、制度的不寻常之处在于通过降低全面性来提高政治行为能力。然而,组织、制度虽然稳定了人们的预期,拓展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但代价是忽视社会生活的全部。通过对决策机会(权力)的分配,以及对问题、方案以及参与者的进入限制,有些潜在的参与者、事件、观点或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会被忽视或压抑。

  总体而言,政治制度的高度选择性,使得它可能会忽视潜在的变化而降低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危及政治体系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因此,对于民主治理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体系能否设计成一个开放的适应性系统,在那里新的问题可以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情况下得到决策系统的关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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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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