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思清:捕诉合一是中国司法体制下的合理选择

2018-06-07 09:51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作者:邓思清

  【中文关键字】捕诉合一;检察院;刑诉;司法体制

  【全文】

  捕诉合一,就是将批捕的部门和起诉的部门合并,批捕权和起诉权由同一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行使。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员额制检察官、司法责任改革的推进,各地检察机关纷纷探索内设机构整合、捕诉合一等改革。对于捕诉合一改革,目前学术界、实务界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在当前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推行捕诉合一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捕诉合一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司法体制下的合理选择。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等各方面的差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

  我国基于自己的国情,不实行三权分立,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下设政府、监察委、法院和检察院,分别行使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将批捕权、起诉权都赋予了检察机关,这样批捕权和起诉权都具有了法律监督的属性。

  因此,那种套用西方三权分立学说,认为批捕权是司法权,起诉权是行政权,应当分开由法院、检察院行使的观点,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宪法将批捕权、起诉权统一赋予了检察机关,且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分开行使,这就为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批捕权、起诉权提供了宪法依据,捕诉合一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了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司法体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独立设置,互不隶属,依法独立行使权力。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实行法律监督。

  有观点认为,在任何法治社会,批捕权都具有独立的价值,批捕与公诉都必须相分离,分别由两个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行使。这种观点是从西方国家的司法体制得出的结论。

  西方国家实行逮捕与公诉相分离,分别由两个国家机关行使,是有前提条件的,其前提条件是“检警一体”(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权领导和指挥警察,或者警察弱化(英美法系国家),警察受制于检察官或法官。

  我国显然不具备这种前提条件,因而该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同时,实行捕诉合一可以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因而是我国司法体制下的合理选择。

  捕诉合一可以强化侦查监督力度,提高案件侦查质量传统公诉准备说认为,侦查是为检察机关的公诉做准备的。

  如果侦查活动不能为起诉作准备,公诉效果可想而知。如何提高侦查准备工作的质量,该说认为,强调侦查对于公诉的准备性决定了侦查与公诉的关系应是一种主从关系,检察机关因承担公诉职能而成为理所当然的侦查主体,警察机关只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性机关,受检察官的统一领导,由此衍生出大陆法系的检警一体办案模式。

  实践证明,作为受过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拘束的公正客观官署,由检察官指挥警察开展侦查,不仅可以有效防范警察滥权,还可以保证侦查取证的客观全面,在实现侦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同时确保公诉的质量和效果。

  然而,我国检警关系是检警机构分隶、职能分离。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分别负责侦查、起诉和审判职能,三者形成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诉讼关系。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封闭管控,因而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和公诉的取证引导。

  虽然我国不少地方检察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机制,但是在捕诉分离的职能配置下,介入侦查和引导侦查办案的往往是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引导效果也大多止于逮捕的需要,缺乏公诉的大格局观,引导效果自然差强人意。

  为了弥补我国检警分离模式下公诉对侦查引导不足的弊端,捕诉合一就具有其合理性。

  因为捕诉合一要求“谁捕谁诉”,负责批捕的检察官自然会带着起诉的标准从批捕开始就关注侦查:捕后会考虑诉,为了能诉得出、判得下,就会及时全程引导、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这样,在侦查过程中,检察官就会从起诉的角度要求他们侦查取证, 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因而监督的效果更实、取证引导更准、事实掌握更全,案件侦查质量自然水涨船高。

  由此可见,捕诉合一实现了公诉对侦查监督和证据引导工作的前移,拉近了侦查和起诉的距离,强化了侦查监督力度,提高了案件侦查质量,使侦查能更好地为检察机关公诉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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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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