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平等原则融入当代法治建设

—— 设置专门的反歧视机构模式设想

2018-06-28 15: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伟志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阶段规划,到2035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201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提出要“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

  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深入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来说,平等的理想,根植于生命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自然事实。因此,任何对这一事实的漠视,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及平等的实现。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和现象,就是对平等最大的损害。如何消除歧视,是平等原则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代表集体理性的法律

  是反歧视运动的根本保障

  在我国当今社会,大量个案描述和翔实的数据统计,已经揭示了歧视现象的严重性。同时,另类的、几近荒唐的歧视方式也屡遭曝光。歧视者的偏见和恣意,不断挑战共同体的道德底线,不断侵蚀社会的团结纽带,不断激发新的社会矛盾,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严重破坏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国际形象构成巨大威胁。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还有包括《就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招标投标法》在内的25部法律,在不同领域明令禁止歧视。然而,当一份份申诉递向权力机关,一份份诉状提交人民法院,纸面上禁止歧视的法律规范,却屡屡遭遇现实的尴尬。2010年,作为反歧视立法重要突破的《反就业歧视法》立法建议案,虽交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审议,但最终仍未被列入立法规划。一边是歧视现象的愈演愈烈和民间反歧视运动的波澜壮阔,一边却是反歧视立法的碎片化现状依旧、反歧视执法乏力的局面依旧,现行反歧视的法治模式遭遇困境。构建能够统领全局的、专门性的反歧视机构,是落实反歧视立法,践行“平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设置反歧视委员会

  是实施反歧视立法的有效途径

  歧视是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社会现象。在中文语境中,歧视是一个贬义词,指代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不正当、不公平的区别对待。歧视根源于认识上的偏见。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内部管理制度中,在商业的经营策略中,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反歧视的目的是透过歧视表象,挖掘深埋其中的“偏见”,纠正相关主体的错误认知,防止偏见的横行撕裂社会团结的纽带。不得实施歧视的正当性已经成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当然要求。识别并纠正不同主体实施的歧视,关键是构建更有效的发现和认定机制。禁止私法主体实施的歧视,却不得不面对“理性强制”和“美德强制”的质疑,其正当性论证面临更为紧张的价值冲突,而构建一个“公开辩论式”的程序机制,以解决歧视行为的发现、认定和纠正问题,是走出此种价值困境的有效途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设置专门的反歧视工作委员会,是解决权力歧视的发现、认定和纠正问题的必然要求,因为权力歧视的主要表现是基于权力的规范制定行为,这种情形下的歧视能否被发现、被纠正,取决于立法主体的自身纠错机制和立法监督机制是否有效。同时,反歧视委员会,是解决社会歧视的发现、认定和纠正问题的最佳途径,因为只有透过立法机关的专门程序,才能搭建“公开的”辩论平台,以破解反社会歧视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且相对于透过司法机关个案争议解决来发现、认定和纠正社会歧视行为而言,反歧视委员会模式更能适应歧视现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并最终在改变和端正社会认知这一根本性、整体性层面上,达到禁止歧视、消除偏见的目的。

  具化平等审查的职责是实现反歧视目标的必然要求

  作为立法机关内设的专门委员会,反歧视委员会应具有立法监督、类案处理、立法建议三大职责。首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作为专门机构,反歧视委员会有权参与同级和下级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有权对立法草案进行“平等性”审查。这是反歧视委员会的立法监督职责。反歧视委员会审查立法草案是否存在基于适用对象划分而设置区别对待的情形,如存在此种情形,起草机关应向反歧视委员会说明对象划分的依据和区别对待的理由。如果反歧视委员会认为起草机关提供的依据和理由不充分,应向立法机关提交专门的报告,并抄送该立法机关的全体代表。立法监督职责是确保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不侵蚀、不威胁、不损害平等原则。其次,反歧视委员会设立投诉受理中心,所有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有权就其遭遇的歧视向反歧视委员会投诉。投诉受理的范围,既包括政府机关立法活动之外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面向不特定对象制定的管理规范或商业政策,如人事政策、招聘条件、招生政策、福利政策等。如投诉反映的歧视现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可能会产生较为恶劣的影响的,反歧视委员会有权启动专门的调查程序,要求相关主体说明相关政策制定或条件设置的目的和理由,如果反歧视委员会认为实施区别对待的目的和理由不充分,或者存在更少歧视也可实现相同目的的措施的,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反歧视委员会有权直接予以撤销;对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制定的歧视性政策或条件的,反歧视委员会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无效认定之诉。最后,反歧视委员会具有立法建议的职责。其一,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立法,反歧视委员会如经审查认为违反平等原则的,可建议原立法机关进行修正或修订;其二,针对违反平等原则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某种类型表现比较突出且涉及面广,反歧视委员会可提请相关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或作出立法解释,以杜绝该种类型的抽象行政行为;其三,如反歧视委员会提起的无效认定之诉不成功,或无效认定之诉的个案解决模式根本无法彻底应对特定类型歧视的泛滥,反歧视委员会应向相关立法机关提出立法或立法解释的建议。

  平等的追求,不仅在物质层面强调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而且在精神层面强调构建一个和谐的、宽容的、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尊重的社会,要求人们以更理性的方式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充分尊重每一个体作为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和精神文明的推动者的正当地位,共同发展。反歧视委员会模式,不仅可以促成强势的立法共识,保证现行法律的更有效实施,实现推动平等融入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而且完全可以胜任一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反歧视运动的领导者,真正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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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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