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法学的“纯粹”之惑

2018-07-11 14: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艳风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是最富思想原创力的美籍奥地利法学家之一,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纯粹法学着力于从人的知性中寻求法律的确定性,试图将价值判断、政治、正义等所谓“杂质”从法学中剔除出去,以确保法学的“纯粹”本色。那么,“纯粹法学”真的能实现其“纯粹”的理想吗?

  纯粹法学的理论来源

  纯粹法学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法学流派,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思想,二是奥斯丁的分析法学。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确认了人的认识的形式和范畴。在他看来,对自在之物的认识不是人的有限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理论理性总是低于实践理性。康德哲学的认识论挣脱了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将科学认识的确实性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纯粹理性教导人们,人类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纯粹理性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先天综合判断的来源既非感觉或经验,也无法通过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获得,只能是基于认识主体固有的先验逻辑范畴作出。在学者邓晓芒看来,康德的先验逻辑是一种与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的逻辑,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正确思维的主观形式或技巧,而是我们的认识能力要获得有关经验对象的真理性的知识所必须遵守的法则。也就是说,康德的先验逻辑实则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认识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揭示出人类理性的固有矛盾,推翻了旧形而上学的统治,为思辨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借助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确立的先验逻辑范畴,凯尔森摆脱法律本体论和价值论取向的羁绊,得以在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说的论争中另辟蹊径,为纯粹法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亦对纯粹法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分析法学是19世纪西方法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边沁是其倡导者,奥斯丁是其奠基者。休谟提出了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命题。经由奥斯丁在法学语境中的发挥,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应该区分“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剔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在法律分类中,奥斯丁反对用自然法概念作为划分的标准,也不同意资产阶级传统的划分标准。在他看来,法理学的研究内容是制定法(即实在法),即纯粹的严格意义上的法,一种由政治上的优势者为劣势者制定的法。奥斯丁在其重要代表作《法理学的范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应将法理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确立法学的纯粹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奥斯丁“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 law)的科学的范围”的学术努力,激发了凯尔森的学术想象,深刻地影响和成就了纯粹法学“客观学术叙事”的品格。纯粹法学为保有法学研究的纯粹性,一以贯之地强调要将“正义”“政治”“道德”等“杂质”驱逐出法律的领地,带有十分明显的分析法学气味。用凯尔森自己的话来说,纯粹法学“在重要点上和奥斯丁的学说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纯粹法学比奥斯丁及其信徒更彻底地运用分析法学的方法”。

  从三个维度理解纯粹法学

  何谓“纯粹法学”?凯尔森在其代表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序言中指出,纯粹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实在法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分析实证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不难看出,凯尔森主要是从研究对象、政治无涉和正义驱逐这三个维度来展开纯粹法学的纯粹之思。

  首先,纯粹法学研究对象的纯粹。纯粹法学观照实在法的结构,致力于“把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从法律科学中清除出去”,试图首先从研究对象上来确保法学的纯粹。纯粹法学只关心“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对“应当是这样的法律”兴趣淡然。在纯粹法学看来,“应当”这个词蕴含太多可疑的价值判断,是不纯粹的。纯粹法学并不关心未经格式化的自然事实,只关注经过法言法语编码的法律事实。自然事实是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观照的对象,而法律事实中所体现出来的规范关系或服从关系才应是纯粹法学集中观照的对象。

  其次,纯粹法学与政治无涉。在凯尔森看来,纯粹法学是一种“剔除了所有政治意识形态与一切自然科学因素的法律理论,一种对于其研究客体的自律性以及自身的独特性有着自觉的理论”。他认为,一旦充满丰富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掺和进来,就会让法学变得纯粹的理想随之破灭。纯粹法学相信,政治是影响法学纯粹性的主要杂质之一,遮蔽法与政治的联系更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法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纯粹法学一以贯之地主张,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让两者各得其所才是最理想和最科学的研究姿态。

  再次,纯粹法学拒绝与正义纠缠。为了追求法学的“纯粹性”,纯粹法学有意识地要将“正义”这块最大的“杂质” 驱逐出法学的领地。纯粹法学一再强调,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或正义问题。纯粹法学的核心要务是分析实在法的结构,纠缠于法与正义的复杂关联无疑是跑偏了方向。在纯粹法学看来,很多所谓的法律科学早已不加批判地混杂进了很多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理论的要素,这些不纯粹的因素又往往伪装为正义的形而上学理论或某种自然法学说,真正的法律问题反而被遮蔽和悬置起来。

  纯粹法学无法纯粹

  事实上,不论是从分析的逻辑来看,还是从法律的实践层面来看,纯粹法学的纯粹之辨面临着无法消解的内在困惑。纯粹法学始终没有被构建成为一种完备而自洽的法学思想理论体系。

  第一,它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实在法的效力来源。按照纯粹法学的理解,实在法是一种动态的规范体系,每一个规范效力的根源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上位规范),规范的效力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基本规范”(basic norm)是一个法律体系中所有规范得以具有效力(validity)的终极渊源。关键的问题是:作为终极渊源的基本规范的效力来源又是什么?纯粹法学显然无法有效回答这一问题,只是给出一个遁词:基本规范是一种“最后的假设”。纯粹法学主动地自外于生活,在密闭的思维真空中自娱自乐,只能在逻辑的假设中寻找实在法的效力来源。这种与生活隔绝的关于法律效力的纯粹逻辑解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第二,法律无法做到政治无涉。纯粹法学试图划清法律与政治的界线,这是极其幼稚和天真的幻想。法与政治是上层建筑中联系最为密切的两种社会现象。“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有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应当是法治化的政治。”特定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法律的样态和特质,法的制定和推行是政治活动的结果。法在协调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解决政治问题等方面大有可为。法律的规范和运作从来不仅仅来自于社会的逻辑,同样要寻求政治和道德的合法性。司法或法律也在分担着“政治职能”,脱离了道德和意识形态观照的法律犹如脱缰的野马,终将迷失方向。

  第三,法律离不开正义的价值评判。纯粹法学以“不可知论”为哲学基础,武断地宣告正义是人类不能认识的一种理想,纯粹法学不屑于回答某一法律是否合乎正义以及正义究竟包括什么要素。基于这一草率而危险的认知,纯粹法学断言“不论社会主义法律,法西斯主义法律或资本主义的法律,都是法律”。纯粹法学彻底地抽空法律的道德和正义内涵,不惜为违反人类公认基本伦理的恶法辩护,已然走向纯粹的危险极端,抛弃了任何能使实证法获得正当性的努力。任何一把衡量法律的标尺,都不可能缺少正义的刻度。诚如戈尔丁理性地指出的,法律没有了正义的评判和观照,如同一个人没有了血肉和灵魂,只剩下干巴巴的骨头。晚年的凯尔森也意识到,纯粹法学驱逐正义杂质的“纯粹”努力确实走了极端,因此他宣布放弃康德主义哲学,不再在康德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紧张关系中继续“痛苦地摇摆”。

  综上可知,由于自身理论体系固有的缺陷和贫困,纯粹法学之洁癖式的“纯粹”追求注定是一场“纯思的幻象”。纯粹法学难以纯粹!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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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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