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定位上海金融法院的功能

2018-07-25 17: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韬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这预示着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箭在弦上,这一领域的司法改革推进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未来的上海金融法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出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这取决于它能否扮演好三方面的角色,即:“规则创制法院”“上诉审查法院”以及“司法监督法院”。

  首先,理想中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是一个“规则创制法院”。金融争议案件与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其他类型案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各种金融创新业务(包括交易方式的创新、交易产品的创新、交易结构的创新等)层出不穷,因此在金融市场上会高频率地出现各类“新型”法律争议问题,而这些法律争议并不是事前的成文立法者可以充分预期到的。因此,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想要指望立法机关的成文立法来完全回应金融市场的制度需求,这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成文法的刚性和金融争议案件处理的弹性法律适用要求实际上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一个有效的克服途径就是让法官在个案裁判过程中通过解释既有的法律来“创制”更新颖的、更适宜的或者更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规则。显然,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具有某种先天优势,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认的几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都是位于普通法法域。阿联酋为了推进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修改了宪法,允许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在商事案件裁判中适用普通法,而非阿联酋自身的法律。

  当然,在现阶段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至少这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不妨给予上海金融法院的法官在个案裁判过程中以更大的法律解释和规则创制权限,不是将其仅仅定位于一个通过适用既有金融法律规则来裁判争议案件的法院,而是定位其为一个能够以积极的司法行为来推进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优化的“规则创制者”。不过,这个理想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对我国纵向各层级法院之间关系进行某种重构,因为上海金融法院毕竟只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层级,在其“之上”还有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如果仍然固守“司法属于中央事权”这一教条的话,作为“下级法院”的上海金融法院是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则创制法院”的,要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在立法和司法权力向中央高度集中的国家中诞生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理想中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是一个“上诉审查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规定了“上海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之前由上海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这意味着上海金融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既可能是上诉案件,也可能是一审案件;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定位,上海金融法院既是一个上诉法院,也是一个初审法院。就现阶段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较好地配合司法机构职能调整的前后衔接。但是,从前瞻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出于“司法经济”的原则,在金融商事案件领域,理想中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定位于一个“上诉审查法院”,专门负责上海各基层法院金融庭已经作出一审裁判的上诉案件审理。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在实践中是有不小区别的,处理一审案件和上诉审案件对法官职业的要求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因此一家专业性的法院如果还要负担一部分初审案件审理职能的话,那无疑是会削弱其作用发挥空间的。

  事实上,从以往经验来看,上海各区的基层法院对各类金融商事争议案件的处理已经具有了较好的知识和技能储备。而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三种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情形(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在实践中基本上是根据“量化”的案件标的金额来具体确定的,例如上海高院所规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市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要知道金融争议案件在法律意义上的重要性与案件标的金额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一个10亿元争议标的的案件完全可能比一个仅1元争议标的案件并不具有更大的法律意义上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让汇集了上海乃至全国金融司法精英的专业法院去处理一些本可以由各个基层法院金融庭处理的案件,还不如让其集中精力去扮演一个明确的“上诉审查法院”的角色,这才符合“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

  再次,理想中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是一个“司法监督法院”。不同于以往上海各级法院内设金融庭的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上海金融法院所设定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民商事案件,也包括了行政诉讼案件,这就意味着上海金融法院今后要对金融监管部门在内的行政主体所实施的各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金融体系的法治化程度高低与金融监管机构能否做到“依法监管”是高度关联的。由于整体上我国金融法律规则体系的完备性不足,金融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行为时的法治约束也是比较有限的,为了便利执法(当然往往是以某一阶段金融监管政策的需要为理由的)而对既有的法律规则作过度扩张的解释是经常可见的。上海金融法院能否在未来积极、有效地发挥约束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期待的。

  一直以来,由于金融问题本身的专业性和金融市场监管行为天然带有的“公共利益”光环,我国各级法院在处理金融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往往附加了各种非法律因素的考量。上海金融法院是否能够扮演一个更加超然的“司法监督法院”角色,这是今后我们评判其运行实效的一大标准。在现阶段,受管辖地域的限制,上海金融法院所受理的金融领域行政诉讼案件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在将来如果可以把对位于北京的“一行两会”为主体而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也纳入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即将其打造成一个不分地域的“全国性金融司法审查法院”,这会更大程度地提升上海金融法院在我国金融法治架构中的地位。而且,当金融监管者和监督金融监管者的司法机构彼此之间具有了一定的物理空间距离之后,我国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程度也许可以得到本质性的提升。

  总结起来,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是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改革不是一次性的行为,需要伴随着持续性的动态调整;上海金融法院的功能定位也应当保留一种开放式的结构,以便于让我们的司法体制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回应金融市场的现实制度需求。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改革措施能否收获预期的结果,还要取决于法官个体的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否被有效地建立起来。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上海金融法院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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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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