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立案范围的“喜”与“忧”

2018-07-25 17: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彧

  继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4月27日也表决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根据《决定》,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主要是“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之前由上海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对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意义与使命,诚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草案》)中已经高屋建瓴指出的,建立上海金融法院将有利于“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金融审判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统一裁判标准,促进法律统一适用,提升金融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为‘到2020年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中心’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就此而言,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作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制保障的一个重要布局,其重要性与战略性不言而喻。不过,也正是基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布局,从目前公开文件所呈现出的有关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范围而言,笔者认为可能存在足以影响前述意义与使命的一些问题,借此短文陈述如下:

  第一,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呈现“宽泛化”的现象,可能分散办案法官的精力,在制度上并不有利于实现总结突出金融矛盾、化解特殊金融纠纷的设立目标。从现有方案上看,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将主要包括:上海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借款、票据、信用证、证券、期货、保险、融资租赁、典当、金融仲裁等一审、二审和再审金融民商事案件;上海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关为被告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涉金融行政案件;上海市辖区新型、重大、疑难、复杂的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指定由上海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履行职责引发的一审民事、行政案件。就前述管辖范围而言,依据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年上海金融审判白皮书》可以看到,上海三级法院2014年以来每年金融商事案件的数量都有50%以上的增长,《说明草案》也曾指明,2017年上海法院系统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数量已经达到17.9万件。假使按照基层法院一审案件在全部一审案件中的占比为80%且二审上诉率为20%计算,这些数据也就意味着未来上海金融法院每年案件的受理量将达到6.48万件(以240个工作日计算的话,平均每天的立案数量大约270件),这些案件数量将不会低于目前上海现有基层法院平均立案数量,并且依据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最近几年发布的金融审判白皮书,在所有金融商事案件中,收案数排前五位的案件类型分别为银行卡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保险类纠纷、证券期货类纠纷。由此,现有案件管辖设计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大量所谓的“金融案件”在本质上仍会是常规的“民事”纠纷,金融法院的法官将不得不面对大量此类常规案件的处理,不能凸显金融法院对特殊性金融纠纷进行审理的专业性的战略定位。

  第二,在“宽泛化”的同时,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又呈现“限缩”的现象,可能无法涵盖到那些原本需要得到特定管辖进行特别保护的特殊金融纠纷案件。从世界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高效、低成本运转的金融市场必定伴随着运行可靠的金融法制保障体系。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律保护为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涉及大规模、程序化、大金额的金融交易,因此在其演进过程中产生了有别于“一对一”的商事交易或者“一对一”的金融交易的规则体系,越来越呈现出“内部规则强制化”“交易结果不可逆”“交易对手优先保护”的商事外观主义理念。身处“判例法系”的英美国际金融中心,前述集中、统一、程序化的服务规则优先于个体交易的理念在不断演进的判例中得以加深和巩固,形成了对这些金融基础设施“功能优先”的倾斜保护,即个体交易的纠纷必须服从于为保护整个金融交易体系效率的内部规则;而对于诸如法兰克福这样身处“成文法系”的金融中心,在“民商分立”的法律体系下,金融基础设施运行过程中的金融规则作为商法项下的特殊保护规则也有别于作为民法的一般交易规则,因此诸如“外观主义”“禁止反言”等商事交易原则都可适用于金融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交易。但反观我国,我国法律传统深受“民商合一”理念的影响,现有的法律体系遵循民法体系的基本逻辑,强调对个体交易的“公平保护”,强调“意思自治”“等价有偿”,因此民法体系禁止双方当事人在担保过程中事先设定“债务人无法清偿债权时,担保物所有权自动归属债权人”的“流质条款”,也不承认那种以“先卖后买”的交易形式所实现的实质上的“让与担保”。

  因此,如何在我国这种既无法像英美判例法系那样创立新例,也无法像德国那样由商法独立规范商事交易的背景下,在我国现有的民法、刑法法律框架下,合理解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在执行金融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纠纷,则原本应是上海金融法院设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通过对此类特殊性案件的集中、统一管辖,通过专业性的审判确立起对于金融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审判规则。遗憾的是,现有上海金融法院的设计方案中并没有相关的内容。虽然《说明草案》中提及“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问题”,但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批准的方案而言,类似针对诸如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这类的特定化金融纠纷由上海金融法院实施专属管辖或指定管辖几无可能,这其实非常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所需的法律保障力度。

  第三,基于上海金融法院设立的战略定位,本文建议在落实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时,应该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其一,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要有创新性,要突出所受理案件的特殊性,不要泛化成任何普通的金融案件都归属于金融法院管辖。要总结、检讨先前人民法院系统经济庭改成民事审判庭、经济庭分拆出金融庭的经验、教训,防止“换汤不换药”的传统改革做法。其二,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应突出标志性,即应该将一些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案件交由上海金融法院进行集中管辖。比如对于一些针对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有关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具有群体性诉讼的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并且在上海金融法院进行示范诉讼的尝试,通过案情相似的一个案件确定后续案件的审判路径,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其三,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应突出集中性,即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背景下,围绕“上海”作为金融交易的行为地或者最密切联系地这个“联结点”,将那些对于涉及金融市场基础性运行、稳定性运营、有序性运营的案件归属上海金融法院进行专属管辖,避免这些具有基础性作用的金融交易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分布于全国各地而由各地人民法院管辖且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可能。其四,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还应突出当事人的自愿性,即除前述法定案件管辖外,还应允许双方互为金融机构的当事人选择上海金融法院进行约定管辖,鼓励从事创新业务的金融交易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上海金融法院进行审判。

  总之,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战略布局,它的设立传递出了党中央、全国人大对于提升金融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由此,我们应该更有义务和责任以科学的方法和长远的眼光共同把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落实到位,真正实现上海金融法院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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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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