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第九条的功能审视

2018-09-18 17: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印 黄晓霞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是我国自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发展举措。《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被称为“绿色原则”或“生态环境保护原则”,是我国《民法总则》的亮点之一。“绿色原则”的提出实现了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在私法领域的法制化,是顺应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趋势,推进生态保护与资源节约的重要途径。而关于该条功能的认识,学界有不同的声音。笔者以为,应重点从如下方面进行解读。

  民法体系内外双重视角

  基于民法体系内外双重视角解读第九条的体系生态化通透功能。我国《宪法》第九条及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宪法规定公民生活于健康环境之中的权利,因而有学者诉诸宪法原则与精神对“绿色原则”进行解读,但该解读路径有脱离解释本体之内核而求虚远外表之弊端。基于文义解释,《民法总则》第九条设定了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时应承担的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体现了将民事权利与环境资源保护义务相对接的权利义务一致的生态化设计思路。

  此外,《宪法》第三十三条还明确规定了公民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民事主体在享有民事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民法总则》第九条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自身义务的范畴,即在传统民事义务的范围内增加了资源节约义务与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这两个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制度主要存在于作为第三法域(社会法)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领域,因此,不仅要在民法体系内对该条进行解读,也要突破原有民法体系,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这一外部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这一民法体系内外双重视角的审视最为贴近于条文本身,便于对《民法总则》第九条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与客观深入的解读。

  生态化制度设计统领功能

  准确认识《民法总则》第九条在民法体系中的生态化制度设计统领功能。早在2004年,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民法典草案》,其中涉及民法生态化问题。现在《民法总则》第九条的设置使我国民法典初步实现了绿色化的宣誓。可以说,《民法总则》第九条的规定是我国民法典各分则进一步绿色化的发端原则与基本条款。“绿色原则”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表明我国民法典在保护私益性民事权利的同时,注重保护与社会公益相联系的公民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有关权利。有学者在论及民法基本原则解释问题时提出,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全局的视野和体系化的立场,反思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这一传统观点。在全局视野下,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各个时代的法律均要必备的制度基础,而“绿色原则”是根源于现代社会的严峻环境形势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全新原则,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民法才有的原则。

  《民法总则》是我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绿色原则”体现了民法典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应有关注与基本看法。如果我们考察“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的义务社会化逐渐增多的态势,站在我国民法现代体系时代特色与本土国情架构的高度审视“绿色原则”,该原则无疑将为我国民事领域法律制度的生态化提供方向性的立法指引,为接下来民法典分则的编纂奠定了绿色化或生态化的基础。它将催生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合同、侵权责任等民法内部制度必要的不同程度的生态化变革,承担起完成整个民事法律制度体系必要的、分散的生态化变革的基石使命。以物权法为例,早有学者提出物权法生态化的议题,认为物权法也应承担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这些主张具体包括将环境资源确定为物权客体,在确认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同时确认其生态价值,并可具体规定相应的环保规范条款等。

  与环保法的沟通协调

  客观审视《民法总则》第九条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沟通协调功能。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应将第九条定位为民法和环境资源法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原则性条款。该条款使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已有的强制性规范通过这一“过渡通道”进入了民法领域,实现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和民法在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及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对接与互动。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通过沟通与协调有利于从私人活动这一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绿色原则”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刺激了环境保护理念、资源节约理念的私法贯彻与市民社会深入。环境与资源保护不能单纯依靠环境资源法方面的相关法律,这种保护理念的贯彻使得生态文明具有更加深厚的法律基础与社会基础,可以从私人活动这一源头上减少生态环境问题。

  二是更有利于推动环境问题的私人解决,从而推动环境资源保护的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减轻行政规制与政府管理的压力。尽管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全面有效减少环境生态问题上仍存有一定的制度应对不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大多是通过行政机制与政府管理手段,行政机关由于受到各种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的干扰而放弃环境公共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学者将之称为环境问题处理中的公法缺陷。民法是自治法,是私法,通过构建环境资源的准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环境与资源权利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进行流通,这更有利于推动环境问题的私人解决,减轻公权力的压力。

  三是为环境权利的制度化落实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持。传统民法与现代环境法代表着不同的价值需求。随着学者对民法研究的深入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有学者认为民法所调整的关系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关系,民法也更加关注人之幸福健康之时代主题,近些年来人格权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环境法学者主张构建环境权这一新型权利,其实也是关注人之幸福健康之本。据此,“绿色原则”的提出便是我国民法对环境法关注人幸福健康主题的应有回应。有学者认为第九条有协调与平衡多元价值的功能,这些价值关系包括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平衡、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兼顾以及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关爱;并认为第九条使得民法与环境资源法原先割裂开来的价值功能实现了对接甚至融合,与环境法学者提倡的环境权的内核即人与社会的生态环境利益紧密相连,从而为接纳环境与资源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制度空间。

  民法典的“绿色原则”

  在宣扬该原则的历史意义与重大价值的同时,我们也清楚,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的“绿色原则”将对未来相关案件的司法裁判理念产生或多或少的潜在影响,并在特殊情况下可成为司法裁判的法律依据。不过,我们应严格遵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裁判依据适用的限制条件,不能在强调法律价值体系的完善化与多元化的同时,忽视了各种原则的价值衡平。

  总之,“绿色原则”表明了人类对大自然与环境资源的谦卑态度,将引导立法及民事活动走向绿色化或生态化,从而有利于推动生态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建设。基于民法体系内外视角双重审视《民法总则》第九条,将环境法律中的绿色理念引入了民法并将其原则化定位,反过来又将用这一原则去引导各具体民事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最终将在民法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沟通与协调下得到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推进。

  (本文系2017年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及防震减灾法若干问题研究”(GDT2017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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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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