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概念及误区

2018-09-26 16: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黎建飞 曾丙健

  我国劳动法在立法过程中,使用了“劳动者”的概念,这与域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法律规范是有所不同的,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劳动者”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用人单位”的概念,是区分劳动关系和其他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的重要界线之一。然而,我国目前的所有劳动法律规范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具体概念进行阐释或者说明,导致“劳动者”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出现不同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劳动者”概念成为劳动法中最主要的法律漏洞:劳动者是谁?谁不是劳动者?相应的误区与正名也显得尤为重要。

  劳动者的概念界定与劳动关系的概念判断交叉的误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用劳动关系界定劳动者,再用劳动者界定劳动关系。即在“谁是劳动者”的问题上,采用“劳动关系中的人是劳动者”这一逻辑进行回答,而在进一步追问“何为劳动关系”的问题上,采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社会关系是劳动关系”的逻辑进行回答。以我国《劳动法》第2条为例,其规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既没有界定何为劳动关系,也没有界定劳动者,仅正向列举了用人单位的范围。《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技术与此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合同法》反其道而行之,是用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劳动关系,即体现在《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1款: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适用本法。同样,既没有界定劳动者的概念,也没有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

  第二,劳动者概念界定与劳动关系“从属性”判断相互交叉的误区。此误区最为经常的表现是,为讨论某种社会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需要辨析其社会关系主体是否属于劳动者。然而按照我国劳动法律规范在无法逾越这一困难的情况下,于是寻求国外劳动法理论或实践作为支撑,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借鉴德国劳动法或英美劳动法的经验,以国外劳动法普遍认可的“从属性”或“控制性”的理论作为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方法,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属于劳动者。这种误区的产生,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检讨,一方面从比较法上看,德国劳动法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与我国劳动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德国劳动法并不严格区分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劳动只是特殊的雇佣合同,因此所有的被雇佣者都可以是劳动者。而我国劳动法区分了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的不同将决定某种社会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从逻辑上看,劳动者概念和劳动关系“从属性”判定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身份的认定要借助“从属性”判定,但从根本上看二者又并非同一问题。“劳动者概念”讨论的是“谁是劳动者”的问题,“从属性”讨论的是“何种社会关系属于雇佣关系”的问题。用“从属性”判定取代“劳动者概念”的辨析,实质上相当于绕过了“劳动者概念”的讨论。

  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概念过度沿袭宪法中“劳动者”大范畴的误区。自概念法学和自然法学争论以来,法学自身的概念科学性、系统性与法学的价值导向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总体而言,法律追寻的终极价值始终离不开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同的法律部门追求的价值在强弱程度上是不同的,如相较于劳动法,商法更加追求效率。相较于经济法,民法更加追求自由和平等。但是所有的法律都臣服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宪法的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决定部门法的价值追求,宪法的法律范畴会从根本上影响部门法的基本范畴。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源出于《宪法》中的“劳动者”,却并未形成劳动法领域的“劳动者”独立范畴。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用“公民”的范畴对“劳动者”的范畴进行“重塑”。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其关于劳动者的概念高于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概念,具有宣誓性意义。我国《宪法》中“劳动者”一词共出现在7处,这7处“劳动者”的概念与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结合《宪法》的全文来看,只有《宪法》第43条“劳动者”与劳动法上“劳动者”一词的概念是一致的,其他之处基本都不一致。如宪法序言中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政治学上“统一战线”的概念,内涵可能极为宽泛;第8条中“农村集体经济的劳动者”包括了农民,这显然是与劳动法不一致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排除了农民;第14条、第19条、第42条中“劳动者”的概念与劳动法上劳动者概念有相同之处,但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从这三条规定的理念来看,是强调劳动者有接受再教育的权利,以及忠诚的劳动义务,是与劳动法的理念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其概念范围既有可能比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概念要宽泛,又有可能更狭窄,如第14条的“劳动者”可以超过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围,也可以仅仅指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因为本条第3款“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该款仅能指公有制经济组织,无法指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再如第19条,“劳动者”一词是与工人、农民、公务员概念并列使用,因此必然包括事业单位人员,而事业单位人员并不完全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诸如此类。

  劳动者的概念与民法中自然人中概念纠缠的误区。一般认为,劳动法是公法介入民法,在民法的基础上脱胎而生的社会法。在单行的劳动法律规范诞生之前,《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社会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关系。直至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意识日趋强烈的20世纪,才逐渐产生了单行的劳动法律规范,有的国家也才产生劳动法典。即便如此,在很多国家依然并不认为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本质上有所差别,因为从法律关系的产生、运行、变化和消灭的过程来看,在劳动关系成立之前,约定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是平等自由的主体,这种主体的存在与民法中的主体并无根本区别。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后,劳动关系与一般的民事关系产生了区别: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一方地位强弱不同,劳动者一方处于人身和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劳动者需要倾斜性保护。正因如此,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民法领域的基本概念同样适用于劳动法,尤其是在劳动关系的建立阶段。如民法上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同样可以适用于劳动法,而不应当牵强附会出“劳动权利能力”或“劳动行为能力”。

  我国劳动法自颁布之初就在适用的主体和对象上与民法有所区别,如《劳动法》适用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民法通则》适用的主体是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民事主体。民法自觉地排除适用与劳动有关的社会关系,包括雇佣关系,如我国既有《劳动合同法》也有民法领域的《合同法》,《合同法》排除了雇佣合同。到2017年,我国最新颁布的《民法总则》,除了第18条以“劳动”作为判断“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准,没有再提到任何关于“劳动”的词汇,基本排除了有关劳动的规定,相当于为民法和劳动法划清了界限。这种划分界限普遍认可的学理依据在于,民法在本质上是调整债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人身或者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成为交易的对象,民法不应当调整劳动关系。因此,试图从民法出发寻求对劳动法中“劳动者”概念的理解,表面的逻辑依据是劳动法在发展过程中脱胎于民法并受到民法的影响,而实际的缺陷在于我国民法已经将脱胎的“脐带”剪断,劳动法和民法已经在适用主体和对象上有根本不同。所以,反溯于民法的概念探求,也应当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区。

  总之,规避“劳动者”范畴的误区,是正确认识和判定我国劳动法上劳动者主体的重要一步,也是为劳动法上劳动者“正名”的前提一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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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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