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给外长钱其琛做翻译时学到了什么?

2018-09-26 00:00 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法制晚报记者

  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眼睛炯炯有神,快步走进来。

  “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傅莹首次担任钱其琛外长的英语翻译 用这些办法缓解压力

  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大的记者会是在1988年。

  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时,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经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翻译的作用很关键,无论讲话人说得多么完整和富有深意,如果翻译说不清楚,就难以达到沟通的目的。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翻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进入状态,我大约提前40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重要的记者会做翻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陕西厅在举行记者会的大厅旁边,空荡荡的,好像特别冷,我感到心慌,手心发凉。

  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眼睛炯炯有神,快步走进来。

  “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这个时刻,怎么还在纠结自己的紧张,毕竟我只是做翻译,而此刻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我感到自责,需要尽快摆脱那种折磨人的紧张情绪,突然想到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种缓解大脑和心理紧张的办法是让肌肉紧张和活跃起来。于是,我跑到盥洗室,原地跳了50下,很快气喘吁吁、浑身发热,而激烈运动所导致的心跳加速,好像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回到接待厅,钱外长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看着我跑出跑进,宽慰地笑笑。他的平静很快感染了我,我的内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尽可能地腾空自己的头脑,准备迎接记者会丰富内容的涌入。

  记者会开始了,我跟随钱外长走上主席台,内心平静,不再紧张。钱外长语速比较快,用词精炼简洁。英文语法结构完整,对于翻译来说,短句子处理起来难度更大,往往不容易组织起完整的句式结构。现场如何准确把握他讲的话,包括把他想传递的含义和态度及时反映出来,对我真是不小的挑战。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力求理解他的意图,抓住答问的重点和含义,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整个进程还算流畅。当人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时,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记者会就结束了。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接触,至今印象深刻。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场面,我都会努力把持住自己,驱赶走各种杂乱念头,保持内心的平静,专注于该做的事情。这个经验让我在日后接受采访或者做新闻发布时受益无穷。

  钱其琛外长是外交部第一任发言人 他开创了哪些先河?

  我在外交生涯中崇拜的“第一人”是周恩来总理。我主要是从历史和档案中了解了他的理念和外交技巧,深受教益。第二位就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了,他于我而言是一位既严厉但又充满关怀的领导和老师。我曾经有两年主要是给钱外长做翻译,他的含而不露、专注、坚定和宽忍,对我影响很大。1990年底我离开翻译岗位,转做亚洲方向的外交工作,仍有许多机会随同钱外长参加多边会议和外交谈判,这些经历让我学到许多。比如,遇到外交难题时,如何判断利益的优先顺序,如何争取更多更好的结果,如何敢于舍弃以实现共赢;再比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不卑不亢,有自尊也尊重对手,最终赢取对方的尊重和信任。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钱外长考虑问题总是先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定位,再决定每个外交处置的策略和手段,让大方向的坚定性和具体处理上的灵活性达到完美结合。在与工作人员相处时,他总是态度平和,话不多却充满鼓励,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温暖。他能让每个人都拥有被信任和被倚重的感觉,调动起每个人强烈的责任感。同时给予大家充分的空间,去创造性地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让大家有获得感。

  钱其琛外长也是外交部的第一任发言人,正是在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建立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契机发生在1982年3月,中国与苏联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对立和紧张之后,出现转圜的窗口。时任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虽然仍习惯性地“攻击”中国,但是也罕见地释放了苏联愿意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时机,指示外交部做出回应。3月26日,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讲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1982年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个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办的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开启了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化建设。1983年的4月2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

  “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在这之后开始实施的。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涛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首任新闻发言人。6月4日他与政协发言人一起,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由此,“两会”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延续至今。

  想进人大新闻发言人团队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看上去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地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团队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多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烛照表象,洞幽烛微。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倍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

  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依法治国步伐加快,人大的各项工作也将步步深入,而我作为发言人,必须跟上进程。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为发布会的筹备工作探索出一条更加合理和有效的路径?

  在2014年的筹备工作之时,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能够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组合。团队中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虽然多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大家对参加团队兴趣盎然、勇于拼搏,竭尽所能地投入。

  这种多元化人才聚合在一起,可以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不仅相互补充,还能相互刺激和启发,产生多彩的“思想火花”。团队的讨论常常出现多种声音与多个角度的交锋,正好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多元观点和多种诉求共存的现状。这不仅能帮助我对每个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社会观点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促使我兼顾到多种利益和角度,避免偏颇。

  团队的任务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筛选和梳理问题。借助前期的媒体座谈会、部委座谈会和专家与智库学者讨论会,搭车了解和熟悉情况,寻找和判断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在前期座谈会的间歇,经常找团队成员开会讨论,分析和筛选问题,以便于下阶段对发布会的准备更加聚焦、更有效率。第二阶段是针对重点问题做调研和拟写答问要点。我会根据团队成员的专业和兴趣分配给每个人重点研究的方向,先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结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重点,考虑如何回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一起商讨,然后分头拟写答问要点。最后,我需要把答问要点转化为自己熟悉和舒适的语言。第三个阶段是演练。要模拟发布会的情景,由团队成员从不同角度向我提问,对我的回答进行点评和分析,挑出毛病和问题,进行修改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鼓励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他们也确实一点都不客气,尤其对反复出现的错误,会非常严厉地提出批评。经过他们的严格训练,我在发布会上就能更加自信和自如了。

  《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作者:傅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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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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