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2018-11-09 12:18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第2期 作者:邢广程

  摘要: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探索民族团结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关键词: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建设海洋强国;周边国际环境;兴边富民

  作者信息: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边疆研究所分中心主任。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安全和稳定、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边疆治理上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对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在“边疆治理”这一大的主题框架下,层次分明,论述言简意赅,精辟到位,展现了作者对边疆问题深厚的研究基础。

  文章3000字摘编:

  中国边疆治理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边疆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

  一、如何理解新时代我国边疆的主要矛盾问题

  在新时代环境下,边疆地区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边疆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只是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美好生活”这个综合性的需要也呈动态递进状态。另一方面,在治理边疆时,我们要更加注重边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是我国边疆地区与内地发展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胡焕庸线”依然在起作用;二是我国边疆地区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我国同一边疆地区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与北疆在发展方面就存在很大差别;四是我国陆疆与海疆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边疆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其中,边境地区更是落后于内地。我们在解决边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时要补“特殊短板”,还要进一步夯实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加厚物质文化建设的厚度,尤其在精准脱贫方面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我们要在坚持这个最大国情基础上治理边疆地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长,但我国依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治理边疆进程中,在通过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区域合作方面,一定要坚持这个基本国际定位,以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加强区域合作,不断增进共识。

  简而言之,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和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三个具有极其重要性的要素是我国新时代治理边疆必须遵循和予以贯彻的,是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的政治要求。

  二、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我国边疆地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需要紧紧抓住三个关键词,即“体系”“能力”和“现代化”。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治理边疆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边疆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边疆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边疆治理的制度性安排。边疆治理能力则是我国管理边疆地区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例如,边疆地区的全面脱贫问题就是对党和政府治理边疆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和检验。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边疆治理体系,是由该国历史与现实各方面综合性因素决定的,包括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等。中国现行的边疆地区治理体系是在我国边疆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各种独特因素中逐渐形成的,符合当时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需要和当时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边疆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需要改进和完善。如何实现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经验和做法,更要深入总结我国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经验和做法,逐步形成更加有效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多集中在边疆地区,其中一些民族属于跨界民族。跨界民族在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和交融方面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借助边疆地区跨界民族的独特优势,稳定边疆,发展边疆,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交流,营造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些都是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和具体体现。

  实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需要不断加以挖掘和阐发。在挖掘边疆地区传统文化的作用方面,应更加注重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内地文化交融所生成的良性文化影响拓展的作用。在边疆治理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将中华传统美德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边疆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共融。

  三、关于我国边疆地区发展问题

  边疆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必须改变单纯追求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做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寻求优化合理的经济结构,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动力。

  市场经济在我国边疆地区还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边疆地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注方面。因此,边疆地区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应该在“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如果边疆地区的产权有效激励机制发挥了作用,如果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就会逐步形成机制上的改变,市场价格因素就会变得灵敏,其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竞争环境就会逐步改善,在此基础上的企业优胜劣汰局面就会形成。因我国边疆地区宏观、中观和微观市场经济基础不够牢固,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土”规定和各种限制性措施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制约了各类民营企业的发展,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没有能够释放出来。因此,在我国边疆地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必须打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行政性垄断,更不能搞市场垄断。我国边疆地区只有完善了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实现了要素价格市场化,有效地建立了市场监管体制,才能释放出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

  我国边疆地区在经济格局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在有的边疆地区国有企业甚至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另一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做文章,实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合,着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在这方面我国东北地区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总体改革的重要抓手,边疆地区也应该从供给侧改革方面入手积极推进改革的深化:一是发展实体经济,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二是将内地产业伸向国外的价值链延展到边疆地区,或者反过来将国外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通过边疆地区延伸到内地;三是加强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水利、交通、信息和物流等方面形成区域网络,将边疆地区与内地有效地链接起来,将周边国际区域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合作网络有效地对接起来。

  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也应该而且必须依靠创新,边疆地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就是在创新方面做文章,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强化自身的战略科技力量。边疆地区一个非常突出的短板是人才缺乏,这就需要边疆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下功夫,必须有效地克服人才留不住、人才吸引不来的困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人才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做实事。

  边疆地区更需要务实贯彻党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在边疆地区更加突出。需要强调的是,边疆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因地制宜,将其与我国各项治理边疆的战略和政策统筹起来,有效衔接。比如,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完全可以与我国的兴边富民战略结合起来。

  我国边疆地区决不能走内地经济发展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一定要划红线禁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边疆地区的绿水青山。

  四、我国边疆地区安全和稳定问题

  我国边疆地区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二是我国边疆地区与贫穷地区高度重叠。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不仅仅事关区域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能否享受到我国发展改革的益处问题,事关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问题。新时代搞好民族团结需要探寻新的符合新时代特点的形式和方式。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开展多种多样的共建工作。第一,进一步强化“双语”教育,打牢语言沟通的基础;第二,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鼓励各民族实行双向式的、嵌入式的交流模式,在教育、就业、居住等方面相互交流。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是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目前新疆反分裂反暴恐斗争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从新疆的长治久安战略高度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东突”势力是分裂中国的邪恶势力,它有着深层次的地缘文化背景,其思想基础就是19世纪形成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危害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实危险。

  五、中国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环境

  新时代,中国必须关注周边国际环境对中国边疆直接和间接的各种影响。在如何处理周边国际环境方面,党中央已经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战略思路。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在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秉持正确义利观。党的十九大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从中国的周边开始。

  中国与周边国际环境的关系存在两面性,既有矛盾性又有合作性,既有历史纠纷又有历史友好交往积淀,既有利益竞争又有利益契合,周边国家既存在“中国威胁论”声调又有“中国机遇论”呼声。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边疆地区充分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矛盾,逐步缓和对抗。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承诺就是不实行结盟政策,实施结伴而行的政策。“结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而结盟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在新时代边疆治理进程中应更多地赋予中国边疆在中国“结伴”外交的重要使命,通过中国边境地区的区域国际合作发挥重要的合作枢纽作用。在处理边界等问题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边疆安全方面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区域合作方面,着力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预期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中,中国应该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成为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在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中尊重文明多样性,着力推进文明交流消除文化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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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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