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法学崛起因应新兴学科挑战

2018-11-28 14: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文德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完备。一方面关涉国家和人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些重要法律规范还没有制定出来,依然存在空白点和盲区;另一方面现有部分法律还存在相冲突、不协调、没接轨和可操作性弱等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在约1.7万字的《决定》中用了近十分之一篇幅来部署该问题。重点领域立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突出法治建设的领域化问题,不贪大,不求全,以重点领域为着力点,从框架式法律体系建设向精准化法治体系建设迈进。哪些领域是重点领域呢?它和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紧密相联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涵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党建领域的法治,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化、系统化的建构。

  与之相对,以一定经济社会领域为划分依据、以该领域内的各种法律问题、各类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法学,是对传统部门法学的超越和有益补充。传统部门法学以静态的闭合的规范属性为依据划分,基本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法律实践的产物,而领域法学是以动态的开放的问题导向为依据划分,是急剧变化的、复杂的信息时代法律实践的产物。

  鲜明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领域化法治探索是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产生的早期理论创新最典型的就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理论。具体表现为:经济法在与民法、行政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争论中,引出了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尤其是调整对象论的批驳,进而对全新社会领域及其集群问题作了问题导向式的理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领域法理论与实践。随后,社会法、环境法、网络法、文化法、军事法,以及正在受到重视的政党法等不断跟进。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学研究也必须直面来自法律实践的挑战和法学方法论的变革。近几年重回视野的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为代表的实践法学和由财税法学界组织讨论的领域法学是两种有益的范式尝试。无论是实践法学还是领域法学,都是在中国法治发展新阶段基于中国法学问题意识的理论探索,都在试图寻找中国法学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口。”而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诸如环境法、文化法、卫生法、网络法、金融法、财税法、教育法、体育法、航空法等,有些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学科、前沿学科,有些是交叉学科、冷门学科,它们很难被归为传统的某一部门法,所以领域法学理论的创建,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契机。

  问题意识和现实回应性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问题意识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原动力。那问题从哪里来呢?一般情况下,传统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对闭合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要从成熟学科中发现新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成熟的学科对应着定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在相应领域的社会问题也都被无遗漏地涵盖。而新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既往的定型化知识范式不能也不该刻舟求剑般地削足适履,此时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自觉地开展理论创新。

  所以,跳出惯性思维,从学科与现实的联结处、学科与学科的交叉处寻找问题,总能发现超现实、超学科的问题。领域法学恰恰处在现实问题的中心和学科的交叉处,它的兴起是对法学领域一些新兴问题和交叉问题的回应,是对一些新兴权利的回应,而且这些新领域的研究大都已初成体系,成为化解现实问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对部门法学的突破和补充

  长期以来,在关于法律体系的理论中,存在一个世界性困惑,即民法与个别法律的界限问题。如我国和苏联有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日本、法国有民法和商法的争论等。还有就是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立部门法属性论争。一般情况,出现一些新领域的法律现象,总要争一争自己是独立部门法,以此来证成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我国长期对经济法、环境法、卫生法、体育法、科技法等独立部门法地位的论争,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在这些无谓的问题上,无助于领域问题的解决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更多是基于知识权力背后的利益的争抢。

  我国法律体系划分是以部门法为基础的。传统部门法以宪法为统领,由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组成。一般认为,是根据单一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划分的。而领域法以一定经济社会领域为划分标准,以该领域内的各种法律问题、各类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具有综合性、交融性的特点。既可以解决类法律问题,也避免新兴交叉学科为争独立部门法地位而绞尽脑汁,所以领域法的提出是对部门法的突破。不但有助于解决领域问题,还有助于新学科的培育和健康成长,避免机械划归部门法导致知识结构的僵化和碎片化。传统部门法有其存在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法律实践基础,对于包括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在内的新兴法领域,则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不同层面的有效理论架构,组成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以回应由于学科壁垒无法独立应对领域问题的部门法解释困境。领域法正好可以突破部门法边界,整体性回应这些问题,进而解决好领域问题,是对部门法的有益补充。

  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和革新

  近几年,我国法学研究方法领域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争颇为激烈。而领域法学研究方法吸纳了法教义学注重逻辑分析的优势和社科法学注重跨学科的优势,不仅引入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视角,还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环境法会涉及环境科学的方法,生命法会涉及生物工程的方法,体育法会涉及人体力学的知识,科技法会涉及科技知识,更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用循证的研究方法,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形成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传统“规范”法学的固有缺陷,更能为法学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提供新的视野和境界。

  总之,领域法学和实践法学、数据法学等一样,都是新词,但还远没有成为热词,没有成为规范法学范畴。不管是为了应对中国独特的法治实践,还是具有更广阔的学术指向,领域法学都应该在全球法学一般范式和框架下进行构建、沟通和评判。所以迫切需要法学界给予足够重视和务实关注,以推动对该范式理论范畴、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研究,进而促进对现实法治问题的解决,更好服务于我国法治体系建设。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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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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