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格局变动与中国周边关系

——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2018年年会大会发言摘编(上)

2018-09-28 07: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冯瑶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亚太格局新动向及其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

  刘建飞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今年是亚太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从克林顿时期到奥巴马政府,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关系,兼有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双重身份。但在去年年底,白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明确定位成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中美关系陡转直下,是今年亚太格局的最大变动,势必加大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因素。

  特朗普上任后对华战略开始是保持良好态势,为何进入2018年就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并步步升级,这一突然调整的背后,主要隐含着两大逻辑。一是自由主义逻辑,中美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两国意识形态之争有所激化,中美合作是主导,但同时存在竞争关系。二是美国鹰派的单边主义逻辑,夸大中国威胁,指责中国要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甚至在去年年底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东京演讲错误地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足见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说明两国关系正在转向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

  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强化,会进一步固化亚太格局的双重复合结构,即亚太国家经济上选择同中国合作,安全上则依赖美国。同时,中美贸易冲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周边安全面临更多风险,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更多困难。面对未来外部环境可能出现的持续恶化,中国更应该立场明确、态度坚定,保持战略定力,强调互利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中美日三边互动对亚太格局的影响将再次凸显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纵观中美日三国近十年的亚太战略动向,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考察。一是中美日三边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导致进入21世纪以来三边话题热度下降,最近两年正逐渐回归。2010年中国名义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今天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是日本的2.5倍。二是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比较三方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中日两国对亚太战略的重视程度呈上升趋势。去年11月初,特朗普在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亚太四国,出席了APEC首脑会议,但是美国随即缺席了东亚峰会,显示出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忽视。三是各方释放力量的基本路径选择有明显变化,总体策略都更加丰富、多元、综合。中国方面,有“一带一路”地区合作倡议和亚洲新安全观的合作理念。日本方面,推行的广域合作战略取得重要进展,3月牵头签署了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5月李克强访问日本达成积极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应该说,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引领的“雁阵模式”宣告结束后,时隔20年日本再次谋求地区合作的主导权,试图将日本打造成世界贸易中心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整体考察中美日三边关系,包括对三边、双边关系的基本评估,可以发现,2012年应该是新一轮三边关系再度活跃的起点。这一年中国顺利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奥巴马政府正式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安倍晋三再次上台任职首相,至此中美日三边关系互动日益明显。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为了应对中国加速崛起的发展势头,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作战模式也发生重大转型,包括2005年4月双方重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次美国因素是促使目前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原因,特朗普在外交上倾向于优先解决紧迫突出的个案,在路径上偏好单边主义方式。再次自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采取全面调动各方资源,加速推进正常化的战略取向,有效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加强了日本在中美之间的砝码作用。此外,从当前三对双边关系的基本态势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中日关系在经贸合作上日趋加强,但围绕地缘政治、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之争博弈不断;美日关系的军事同盟持续坚挺,日本在战略上的自主地位提升,但两国的经贸摩擦不断,日本拒绝签署日美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回顾冷战结束后三个十年,影响亚太地区格局变动的驱动力量在不断变化。90年代美国是推动亚太格局重组的重要力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集中于反恐方面,合作成为推动地区局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中国力量的不断加强,显示出在区域主体上的多元化趋势。未来中美日三边互动对亚太地区格局的影响将再次凸显,而且三边关系对中国周边关系的连带效应将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安全与经济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双重困境会延续,地区格局的多元复合结构会进一步复杂化。此外,未来中美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为“中美+X”的方式,即考察中美关系不能脱离地区背景,需要结合周边第三方因素综合分析。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刘晨阳教授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APEC“后2020愿景”是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抓手

  刘晨阳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教授

  从1989年成立以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和影响最广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对于增进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召开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着手制定全面合作规划,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APEC峰会上提出茂物目标。这一目标是指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虽然当时并没有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作出明确界定,更多是引导性的宽泛概念,但是这一模式适应了APEC在成立初期的合作需求。

  明年恰逢APEC成立30周年,而且茂物目标2020也即将临近,这两个时间点的重合,预示着APEC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APEC成员希望抓住机遇,达成共识,为今后的APEC合作制定新愿景,这是“后茂物”时代APEC合作的重要方向。为此,今年专门成立了APEC后2020愿景小组,以期为后2020合作愿景形成新的顶层方案。具体来讲,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表的拟定,二是指导原则的完善,三是新合作领域的拓展。针对时间表的拟定,接受度比较高的是每15年或2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根据亚太区域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作出更新或调整合作重点。如果这一时间表能顺利实现,意味着今后APEC将实行滚动式的发展模式。关于指导原则的完善,目前大部分成员国认为,“APEC方式”适应了亚太地区多元化发展的合作需要,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同时,APEC成员希望加强合作的实效性和第三方评估,在一些合作项目、合作领域采取部分成员率先探路,其他成员后续推进的方式。尤其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元化合作遭遇困难的情况下,APEC如何继续坚持和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是在指导原则上的重要问题。关于新合作领域的拓展,是新愿景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之前APEC合作的三大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现在讨论更多的是希望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大的主题下继续推进,重点从关税领域转向非关税领域,比如投资、服务贸易等。除了这些继承性的领域外,四个新的合作领域也在深化拓展: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结构改革;二是基础设施、制度、人员等全方位互联互通;三是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四是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如果说1991年中国加入APEC更多地是规则的学习者和参与者,那么“后茂物”时代中国将更多地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回顾过去20年,作为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可以说APEC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它不仅为我国开展首脑外交、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经济外交提供了新的平台,同时为我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打开了一扇大门,具有里程碑意义。

  今后APEC“后2020愿景”将成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抓手,在多边、双边和区域合作中发挥桥梁沟通和矛盾缓冲的平台作用。中国该如何更好地利用APEC平台,在对外合作、全球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不妨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五个方面加以对接。一是APEC强调的“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一致,可以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抓手。二是APEC希望打造的全方位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存在先天的紧密关联,二者可以相辅相承、相互促进。三是APEC一直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环境产品协定》等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目前APEC已经成长为全球价值链分布最为密集、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与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目标契合。五是APEC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发挥协调者和孵化器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冯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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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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