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

2017-06-18 07:43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作者:刘海峰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而往往会像波浪似的前进,时而湍急,时而舒缓。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学生在学期间被卷入惊涛骇浪,有的大学生过得波澜不惊,因此有“幸运的一代”“求职的一代”等说法。1977级、1978级大学生都于1982年毕业,至今已整整30年了。这一特殊的群体,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夏天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不过,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自从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

  1977级、19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19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19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1977年、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 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人。

  后来,由邓小平提议,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0.5∶1,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报考,起初计划招生29.3万人,考后仍有大批比较好的考生不能入学,经过扩招11万人,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1977级、19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1977级、1978级大学生群体特征扫描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1977级、19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大体分析,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

  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1977级、19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最小的只有15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1977级、19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1977级、19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1977级、19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1977级、1978级要出人才。”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他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的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

  1977年、19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1977年、19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1977级、19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郑若玲博士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从结果看出,1977级、19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19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1978年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最低的比例,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格外悬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尤其是1977级、1978级大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知识的饥饿感十分强烈。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很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

  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经历过高考的成功,1977级、19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命运之神对1977级、19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1977级、19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敢于批判、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有多年教育基本中断,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1977级、19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背诵的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

  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知识不成系统,有的甚至是残缺不全,尤其是外语水平,除少数同学外,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1977级、1978级大学生有许多出类拔萃者已做出许多贡献,但也有大量的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和缺乏系统训练,加上毕业时年龄已大,注定只能做出一般业绩。

  当然,以上所概括的只是1977级、1978级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并不全面,在67万余人的群体中,许多个体还有巨大的差异。但一般不排斥个别,个别不否定一般。本文只是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这一群体中的多数还是具有这些特征的。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1977级、19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与国家时代命运高度重合。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甚至在19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19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严重。而十一年的耽误和积压人才,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作为当时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他们毕业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1977级、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13年内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为奇。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1977级、19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级、1978级大学生。近年以来,随着各级、各地中高层党政领导班子中1977级、1978级大学生的增多,有人将之成为中国政坛的“77、78级现象”。

  “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当然,并不是所有1977级、19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才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

  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互造的关系,1977级、1978级大学生也体现出一种时代与人物交互影响的关系。特定的时代造就了1977级、1978级大学生,恢复高考、招收优秀人才进高校深造,让他们具有了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1977级、1978级大学生毕业后为后来国家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功名与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贡献与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1977级、19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作为与贡献体现出来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如唐代的诗与诗人,宋代的词与词人。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1977级、19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现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年。1977级、1978级大学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毕业后起点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终点却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1977级、19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

  “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时间已经过一个世代的变换,1977级、19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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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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