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

2017-06-07 17: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作者:吴振宇、杨光普

  我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在摸索如何在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实践对理论和政策不断提出新要求,“预期管理”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2008年 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座谈时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2009年,“稳定预期”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管理通胀预期”;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正确引导市场预期”。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了预期管理的重要性。然而,我国预期管理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都存在不足。

  (一)预期管理研究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预期管理理论虽然在发达国家较为成熟,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身特点。适应中国国情的预期管理理论仍不成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目标多元化,使我国预期管理与发达市场国家存在差异。现代经济学的预期理论,既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也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历史性。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经济体,我国在保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结构性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局部的竞争优势进而引导经济全面发展。这就远远超越发达经济体充分就业、物价稳定、财政可持续的一般性宏观管理目标及预期管理要求。

  二是经济内在结构快速变化,使建立预期管理理论的难度加大。针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思想,卢卡斯认为,基于历史数据的经济预测受制于结构变化,不可能真正揭示经济增长趋势,政府主导的调控和预期管理也就没有意义。卢卡斯批判有一定局限性,但也揭示预期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内外需结构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建立成熟预期管理的理论难度较大。

  三是部分经济主体行为仍未充分市场化,使得相关理论在中国适用性受限。我国国有经济占比较大,其经济行为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企业行为有一定差异。特别是,国有金融系统的激励约束机制带来部分资金配置方向扭曲、效率下降,使经济体系对价格信号反应失真。比如,美国金融危机后大量的企业破产,而我国 “僵尸企业”却难以顺利退出。此外,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介入程度较高,对企业市场化决策也存在干扰。我国需要建立起适合自身市场经济特点的预期管理理论。

  四是经济主管部门职能结构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差异。作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宏观管理体系,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对经济发展都肩负着责任。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也拥有重要影响力。比如,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为来年经济工作定下总基调。政治架构和政府组织的差异使得我国在预期管理方面需要形成自身的特色,国外已有的理论经验难以直接适用。

  (二)预期管理制度体系仍有待完善。

  一是经济总体目标和政策安排的信息发布较为规范。每年年底,中央都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来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以及政策安排。来年春季,《政府工作报告》会详细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运行及政策实施效果,并对当年经济运行和政策实施提出安排。这两个渠道是对经济增长和政策实施的年度权威性发布。然而,在经济运行波动频繁的时期,在中央和国务院层面缺少及时引导预期的制度化发布渠道。

  二是经济主管部门信息发布内容和规范程度不一。央行有较为规范的信息发布程序,但内容仍不够丰富,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有待加强。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对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有较为详细的信息披露。转型期经济波动较大,政策出台较为频繁,经济主管部门需要有更加频繁的发布机制以回应经济运行和改革中的热点。自 2016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将通过记者招待会发布数据的频率提高到了月度。这对及时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一些重大的进度数据,如服务业的月度运行情况仍未发布。

  三是与市场沟通协调不足,服务意识仍需进一步加强。一些部门与市场沟通意识不强,出台相关政策时缺乏透明度,习惯于“半夜鸡叫”,既损害政府公信力,也影响到市场预期。有的部门披露数据或者出台政策之后,相关解读未能立即跟进,而市场上的解读又千差万别,导致预期混乱。

  此外,由于协调不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间存在发布信息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部委直属研究机构参与解读本部门相关政策,有时也增加了市场理解、分辨政府信息的难度。

  (三)预期管理的金融和市场工具仍有限。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仍不完善,一些重要的预期管理工具仍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仍不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既是不同期限资金市场价格的重要反映,也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变量。国债发行规模小、期限结构单一、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分割等原因使我国国债收益曲线还不完善,引导不同期限资金利率的功能发挥不足。

  二是金融和商品期货市场仍不够发达,远期价格发现功能不足。预期管理需要市场主体和政策部门能够相对精确地评估未来的经济信号。远期价格的基础市场不完善,既无法充分评估市场预期,也不能积极对其实施有效干预。

  三是评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发达,精确判定和识别风险能力有限。发达市场的评级机构会对政府和企业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虽然这些机构也存在一定误导性,但总体上仍能提供数量化的显性指标。同时,信贷违约掉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也对贷款人信用以及市场对其信心提供了一个参考。上述这些指标都可为预期管理提供基础性数据。但我国评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影响到市场主体对风险的识别。

  加强和完善市场预期管理的建议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仍在进一步推进,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厘清部门预期管理职能、建立完善制度、加强市场沟通、增加决策过程透明度,是各国普遍遵守的原则。加强和完善预期管理,需立足国情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重点应推进以下工作。

  1. 构建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的制度化体系。形成制度化的预期管理体系,明确不同领域预期管理的主体和市场沟通主渠道。可由国务院作为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的总渠道,并设立政府经济事务发言人。在美国,政府经济事务发言人是财政部部长。我国可根据国情指定合适人选,就重大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国内外市场进行沟通。以央行作为经济增长预期和货币政策信息发布的主渠道。同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机构需在本领域内构建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的稳定机制和渠道。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信息和政策发布制度本身,也会成为预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美联储也会变更惯例,提前发布相关信息和政策,但仅在极少数危机情况下才这样做。其根本性的考虑在于: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市场将期待美联储再次打破惯例,或者试图以打破惯例的程度预判经济危机的程度。我国应该建立预期管理的惯例和制度,扩大对市场发布的信息量。

  2. 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与协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策制定透明度较高。美联储在前一年就公布下一年议息会议时间表,每次议息会议后还会公布纪要,对人们判断货币政策有很强指引性。在制度性安排之外,美联储主席还会就相关问题单独约记者进行沟通,以获得更广泛和直接的传播。我国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政府部门与市场沟通不足,从而影响到政策实施效力。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要建立起双向信息传递渠道,使市场信息及时传递到决策层和预期管理的主体。

  3. 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各种预期管理和引导工具。提升景气指数、信心指数等指标对预期管理的支撑能力。加快评级市场的建设与规范,稳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充分挖掘金融市场的信息,比如国债收益率曲线、各种商品期货、金融资产及金融衍生品价格或指数,跟踪好市场的预期变化,及时做好政策的调整和市场沟通工作。加强对国外相关预期管理指标的分析和研判,关注其与国内预期相互影响的机制,提升宏观调控预调、微调的有效性。更多通过影响市场指标传递政府调控意图,逐步形成预期引导的惯例和机制。

  4. 加强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的研究。预期管理理论仍在发展中,操作实践在各国也有所不同。比如,是实行更加关注预期的货币政策固定目标制,还是给央行留出一定的自主权,在不同国家就有所不同。作为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特点鲜明,直接借用发达国家的理论难以解释实际中的情况。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理论研究,在实践中形成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预期管理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预期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引导市场,前提是经济主管部门能够客观地把握经济形势。美联储有庞大的经济学家群体,这也是其把握全球经济动态合理引导预期的先决条件。我国相关调控部门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但是与中国经济体量以及面临的经济调控任务相比,仍显不足。

 

   (全文完;作者:吴振宇、杨光普;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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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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