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7-04-01 13:16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李来玉

  为进一步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工作,深度挖掘红山文化的价值内涵,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和朝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于3月30日在北京内蒙古大厦召开。

  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赤峰市红山区文物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人民政府、朝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国内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和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和中国考古网媒体代表近50位参加了此次会议。

  研讨会首先由赤峰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文物局局长于凤先介绍与会嘉宾,并致欢迎辞。随后赤峰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玉峰和朝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滨分别致辞。他们对红山文化申遗的过程、红山文化的遗址的分布、性质、重要性以及两地政府为红山文化申遗承担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并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快推进申遗进程,为红山文化尽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努力,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上午的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

  内蒙古博物院原院长塔拉研究员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规划部主任孙金松副研究员介绍了魏家窝铺考古遗址发掘情况。

  魏家窝铺遗址发现于2008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2009年到201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组队对遗址进行了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魏家窝铺村东北的丘陵台地上,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截止目前,遗址中共计揭露房址114座、灰坑219座、灰沟4条、灶址16座、墓葬2座。出土陶器、骨器、蚌器等各类遗物千余件。灰坑平面多呈圆形、椭圆形,少数为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其中以圆形、椭圆形居多。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灯,房址的面积在50余平方米至10余平方米不等,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和烟道朝向一致。已经揭露出的壕沟中以G3最长,约80余米。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筒形罐、斜口器等本地文化因素典型陶器为主。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圜底釜、支脚。同时,一致还出土了少量的钵形鼎、圈足罐等中原后冈一期文化的典型器物,以及敛口瓮、黑彩陶器等庙底沟文化特点的器物。这些都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辽西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情况以及南北方文化传统在魏家窝铺遗址中交融的文化现象。遗址房址、地层、灰坑中经过浮选,发现碳化粟33粒,碳化黍16粒,都表现出栽培痕迹。还发现了部分紫苏等其他植物的种子。证明魏家窝铺聚落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种植活动。而兽骨、石镞等的发现证明魏家窝铺聚落也兼营渔猎,但出土数量较少,反映渔猎所占比例并不高。综合遗址出土遗物特征和碳十四等测年数据推定魏家窝铺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当于红山文化早、中期,最下限年代的年代可能略早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存。总之,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境内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所处的位置,对研究红山文化时期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社会结构与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全研究员对牛河梁考古遗址各发掘地点情况进行了介绍。

  该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凌源与喀左三县交界处,遗址共有遗址点43处,已编号的有十六处。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已发掘完毕。第一地点即为女神庙所在地,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两室均发现有彩绘墙壁面,外围发现有炭化木柱,女神庙内出土了众多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有青玉片。塑像的出土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二地点是已发掘的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处积石冢遗址。目前已经发掘了一号至六号冢。其中三号冢为共有3曾阶台的圆坛状。形制、结构以及用料、砌筑方法均与诸积石冢差别甚大,且无墓葬发现,所以定为“坛式”建筑。四号冢内共发现墓葬16座,冢体由上下两层积石冢组成。下层积石冢共发现冢墓10座,分布于全冢的大部分范围,又相对集中于冢体南部。上层积石冢共发现墓葬6座。上层积石冢共砌出三个冢体,这三个冢体有早晚的区分。五号冢平面呈南北长的长方形,中部东西横砌一石墙带,使冢体又呈一日字形,冢体南北长19.2、东西宽14.6米,在近于冢中部石带的南侧,发现两具保存完好的人骨架。第三地点规模较小,共发现11座墓葬,由1座中心墓和南部的10座砌石墓组成,出土的新玉类有1件玉臂饰,有3座砌石墓无人骨,可能为迁葬墓。环绕冢体发现有壕沟。第五地点共发现三座积石冢,发现墓葬17座。其中在一号积石冢内发掘到一座中心大墓,墓主人左右手各握一玉龟。第十六地点共发现和揭露墓葬12座,其中M4为凿石为穴,随葬玉人、玉凤等6件玉器。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多平方千米,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祀平台等遗存,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和祭祀中心,是研究辽西地区文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孙燕女士就红山文化遗址的系列遗产价值研究与申遗策略进行了阐述。

  此次申遗选择了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群和魏家窝铺遗址作为红山文化申遗的地点。孙燕女士从项目背景与工作对象、研究思路与进展、红山文化遗址系列遗产选点原因、新石器时代遗址申报策略、红山文化遗址突出价值声明等方面全面介绍了这一申遗项目的缘起、工作进程及文本编制工作。之所以选择这三个遗址作为申遗的地点是综合考虑了红山文化各个遗址的考古发掘进程、时代、性质、遗址保护状况、学术研究程度以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等原因才选定的。红山遗址群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红山文化研究的开端;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发现且得到有效保护的红山文化中期中心性聚落遗址的典型案例,遗址所展现的是红山文化中期聚落的基本形态、生业状况和日常生活;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遗址中迄今发现规模最大、构成最为复杂的祭祀与墓葬中心,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多元化的实物证据。三个遗址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红山文化复杂的社会形态。孙燕女士将红山遗址群、魏家窝铺遗址、牛河梁遗址与中国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以及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清单中国外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做了深入详细的比较,表示红山文化申遗项目适用于《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的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将红山文化遗址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表述如下:红山文化遗址为距今6000-5000年之间新石器晚期中国北方农牧过渡地带史前社会提供了特殊的见证,展示出红山文化独特的生业状态、聚落形态、日常生活、精神崇拜、祭祀和墓葬习俗,反映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文化传统。牛河梁遗址则是东亚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祭祀和墓葬中心的杰出范例。遗址形成时间久远,性质单纯,其恢弘的规模、巧妙规划的空间布局、复杂的墓葬形制、丰富的随葬器物,不仅反映出红山文化独特的精神信仰与墓葬习俗,更展现出人类文明起源阶段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上午的研讨会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特点、价值和申报的策略和思路进行了讨论。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厅长郭大顺研究员对红山文化遗址中的重要遗迹的性质和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美国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席Douglas Comer先生建议在申报过程中要突出强调为什么选择红山文化来申遗,在文本中要突出其独特性;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文化遗产管理教授Michael Pearson先生则提出了红山文化申遗中所选择三个遗址点是否有重复部分的疑问;印度斋浦尔博物馆顾问馆长Rima Hooja 博士建议申报文本中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展示红山文化,要全面的了解文化的发展、消亡过程,并提出在申遗文本中要注意:遗迹和遗物用英文表述时要有非常明确的解释。如灰坑用途的界定,具体是窖穴、垃圾坑,抑或是其他用途?日本考古学家、绳文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组成员岩田安之先生就如何判断红山文化的年代及所处的阶段提出了疑问。随后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对岩田安之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详细解答。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规划部主任孙金松副研究员对本次申遗的选点原因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提出以后魏家窝铺遗址的工作重点是寻找墓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认为红山文化申遗项目在规划文本和遗址选择上是欠缺的。在申遗文本上要着重论述红山文化的祭祀等问题,并通过与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对比,阐述红山文化的独特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研究员表示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要用国际标准来评估遗址,同时建议考古学家要参与到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和申遗过程中,保证遗址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对红山遗址群的定位进行了解释。红山遗址群经调查共发现28处遗址,其中有一处为红山文化早期的遗址,这是唯一的红山文化到辽代的遗址群,远远不是一个命名地能概括的。

  下午有六位国内外学者继续就相关问题发表主题报告。分别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中国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美国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公园应用考古中心主任Douglas Comer先生:《考古遗址保护管理导则》、印度斋浦尔博物馆顾问馆长Rima Hooja博士《印度考古遗址申报策略或申报案例》、日本考古学家、绳文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组成员岩田安之先生:《日本绳文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介绍》、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文化遗产管理教授Michael Pearson先生:《澳大利亚考古遗址申报策略或申报案例》。敬请关注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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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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