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川博鲜为人知的镇馆之宝

2017-05-05 14:51 来源:四川日报 作者:吴晓铃

  摇钱树、画像砖、张大千敦煌临摹画、玉大带……言及四川第一大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宝贝似乎就只有这些。鲜为人知的是,四川博物院馆藏文物多达32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就有1400余件。

  为让博物馆展陈更加立体生动,4月底,四川博物院启动了馆藏文物基本信息完善工作。在首批国家一级文物的整理中,一大批重量级“国宝”以更为丰富生动的面貌示人。它们涉及青铜器、石刻、书画等门类,其中绝大部分藏于库房从未公开展出。今年10月底,1400余件一级文物的信息整理将全部结束。随着更丰富、更权威的资料汇集,这批并不适合经常展出的镇馆之宝,未来有望通过高科技手段,让公众得以“触摸”。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前夕,记者提前为读者打探。

  

  书画藏奇珍

  在四川博物院的馆藏中,书画类文物堪称最大宝库。其中除了公众熟悉的张大千作品外,更有从未公开展出或甚少展出的珍品。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主任彭代群介绍,这次川博文物信息整理工程的缘起,其实就在于川博拥有超过6704件/套书画作品需要整理出详尽资料。“唐代,长安和外地画家随唐玄宗避乱入川;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涌入大量书画名家。他们给四川留下难以计数的书法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都有哪些题跋和款识?是否流传有序?需要文物保管人员做大量识读、研究。”

  北宋时所拓的怀仁和尚集《大唐三藏圣教序》(以下简称《圣教序》),就是川博诸多国宝中从未公开展出、也极少有人认识到价值的一件。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员胡蔚介绍,《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法师译佛经撰写的序文。由于唐太宗非常喜爱王羲之的书法,竟然想到了让王羲之来“写”的主意。然而,东晋的书法家怎能穿越至唐朝?唐太宗由此想到了从他收藏的王羲之真迹中去集字成篇。为了完成这件作品,王羲之的后裔、唐代的怀仁和尚,奉命从内府珍藏的王羲之墨宝中苦心集字、刻意摹写。从公元648年至672年,共花了24年才大功告成。其间,有的字因为宫廷所藏的王羲之真迹中没有,朝廷还张榜布告以一两黄金一字的价格重金收购。

  《圣教序》虽然集字而成,却并非简单拼凑,而是怀仁和尚在集字之后反复摹写,最终融会贯通,才有了看上去好似王羲之一气呵成的行草篇章。胡蔚说,《圣教序》真迹因年代久远早已不存于世,但断裂成两截的原碑以及历代碑拓却保留了下来。四川博物院的这件北宋碑拓,在书法史、文献学和碑版学上均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更难得的是,川博的这件《圣教序》拓本,流传有序,曾为郑板桥旧藏。打开《圣教序》,可以清晰地看到郑板桥“燮何力之有焉”等4枚印章和4页题跋以及文化名人谢无量等人的题跋痕迹。“所以,它绝对担得起镇馆之宝的美誉。”

  此外,很少公开展陈的宋徽宗赵佶的《腊梅双禽图》,也是川博馆藏珍品。

  言及宋徽宗,很多人只知他自创“瘦金体”,并有著名的《芙蓉锦鸡图》藏于故宫博物院。实际上,川博馆藏的这件《腊梅双禽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图绘腊梅一枝穿插于柏枝间,两只山雀一前一后顾盼有情地鸣于枝头。这幅作品右下角款署“御笔”及“天下一人”,在“御笔”二字上钤朱文“御书”印。左下角钤有清代著名书画鉴赏家于腾的“于腾私印”。该画经启功、谢稚柳等名家先后4次进行鉴定,最终确认为宋徽宗真迹。而此番整理,工作人员还将画上款识全部识读。

  

  青铜多重器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员张丽华说,早期的巴蜀青铜器以三星堆、彭州竹瓦街等地出土的文物为代表。三星堆的青铜器广为人知,但彭州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公众便不那么熟悉。其实,其中不乏极可能为古代蜀王所有之物。

  “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有罍、尊、觯、戈等很多品种,铸造精巧、纹饰华美,件件堪称国之重器。”张丽华说。

  1959年冬,成灌铁路在修至彭州竹瓦街时,挖到了一个大陶缸。“缸里放了21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1980年,一个更大的惊喜出现了。当地人在取砖瓦土时,再度发现了一个盛放铜器的大陶缸,盛有四件铜罍和兵器。出土的铜罍均成对,且大小、形制、纹饰大体相似。专家认为,这应当视为列罍。列罍与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够拥有高规格列罍的人,很有可能是蜀国的君王。

  在竹瓦街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中,一件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堪称国宝中的国宝。铜罍高74厘米,主体突出,布局对称,构成瑰丽繁复的图案,极为生动。

  这种工艺精美的青铜器,在川博还有很多。张丽华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四川多地考古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其中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就有5296件/套,一级文物达到了167件/套。

  1965年出土于成都百花潭中学的战国时期水陆攻战纹铜壶,也是巴蜀青铜高超工艺的代表。张丽华说,这件青铜器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其只有40厘米高的壶身上,竟然刻画了200多个人物形象。人物不仅各有特色,还另有景物,表现了战国时期的高超青铜铸造技艺,尤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的嵌错工艺。

  所谓嵌错工艺,就是古代用金银或其它金属丝、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各种花纹、图像和文字。利用青铜与其它材料的颜色对比,使嵌入的纹饰或文字更加清晰、鲜明和美丽。这件水陆攻战纹铜壶,用金银嵌错出了4层画面:有习射和采集制弓材料,有宴乐战舞和弋射,也有水陆攻战的大场景以及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它们生动反映了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的生产、生活、军事和礼俗等多个侧面。

  张丽华说,工作人员在整理中发现全国出土的类似嵌错工艺铜壶并不多,“故宫博物院有一件,但那件缺盖,反而不如水陆攻战纹铜壶完整。”

  

  石刻有惊喜

  对公众而言,古代石刻造像的残损,往往让人无法感受其价值所在。但在考古界人士眼里,这些残破的造像往往带来惊喜,它们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因此成为研究中国石刻造像、宗教发展、石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员何先红说,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北朝佛教遗存众多,但直到成都万佛寺南朝石刻造像等的出土,才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造像的空白。

  在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南朝造像中,阿坝州茂县出土的南齐时期的无量寿佛石刻造像碑,不仅是四川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着汉式袈裟的佛像造像碑之一,还是我国佛教造像中无量寿佛着“褒衣博带式”服饰的最早实例之一。

  1921年,茂县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一块一人多高的碑刻。石碑挖出来以后,被搬到县城公园。哪知1934年,四川军阀李家钰部队驻扎于此,其部下一位名叫黄希成的人听说了这块南齐永明元年的造像碑后贼心大起,打算将其偷运到成都。见造像碑材质厚重,他将碑击碎,并挑选了其中造像最多的4块运往成都,然后打算偷偷运往上海,销往海外。消息传出后,当地文教人士无比愤慨,令此事见诸报端。为此,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亲自出面交涉,极力阻止这一珍贵文物运出四川。迫于舆论压力,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1949年以后,这块命运坎坷的造像碑被送到四川省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收藏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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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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