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历史考古青年文集》序

2017-09-19 15:49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霍巍 王煜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大,来自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大约20名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非常年轻,基本上都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我们感觉到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和研究趋势。因此,我们将会议论文(部分有调整)编辑出版,以便学界更为广泛地了解到这些信息,也检验此次会议的成果。在文集之前,我们决定将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提供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如果将来在这些问题上能引起一些讨论,修正我们的观点,形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则是我们十分乐意看到的。

  一、“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

  “历史时期考古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分科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对战国秦汉以来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有的单位又以其时代的高潮和命名的习惯而略称为“汉唐考古”或“汉唐宋元考古”,也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后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划分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两个:第一,从战国开始,中国进入了有比较完整和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时代,官方的记录、私家的著述都十分丰富,时代愈晚,这一情况愈为突出,而之前虽有少数记载,大多是零星和追述的。因此,进入这一时期之后的考古学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就有了另一支重要的辅助资源,那就是文献记载,这与之前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组成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维,也在主观上吸引着以实物遗存为出发的研究,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背景中与史学进行更为有机和紧密的结合,去探讨古代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考古学与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狭义的历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一趋势是从战国时代而来的,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中间虽也经历过多次的分裂时代,但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主体历史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与文明时代开始之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与文明时代萌芽和开始以来的古城、古国、方国的形态也是大有区别的。所以,在中国考古学中划分出“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一阶段是有其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的。

  历史时期考古学包括了中国文明史中一个很长的时段,根据社会总体形态和治学的习惯和特点,似乎又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即战国秦汉时期,这是所谓的中国的“古典”时代,是东周以来融合各国形成的传统文明的发展、鼎盛时代,虽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不占主流。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考古材料远多于文献材料,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依然是从考古材料中梳理出问题,再钩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中段即魏晋南北朝隋唐,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不管从血缘还是文化上讲,先后融合了大量的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然后再进行南北、东西的大融合而形成了隋唐文明。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往往相互发明,共同推进;后段即宋元以来,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在对外态度上总体上趋于内敛,社会经济和士人文化的发展导致整体的世俗化和精英的精致化。从研究上讲,这一时期大量丰富的文献材料也使得研究的实证和精细程度大大加强。虽有一些阶段性差异,但不论是问题的取向,还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三段无疑是一以贯之的。

  长期以来,历史时期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恐怕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包括现代考古学的所有现代学科体系是近代从西方的舶来品,其中必然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治学旨趣。在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欧洲的考古学研究不关注希腊、罗马及后来历史阶段的材料和问题,但这些显然不是欧洲考古学的主要阵地,甚至更多的关注来自艺术史的学者和传统。美洲、澳洲等自不待言,它们面对的主要是史前人类的遗存,它们的考古学基本就是史前考古学。这些先天的“基因”不可能不遗传到中国考古学当中;第二,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国落后、屈辱的时期,考古学就自然承担起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务。因此,中国考古学一开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寻求中国人类繁衍不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连接不断的证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便是其集中代表,虽然前两者的发现者还是西方人,但这样的背景无疑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再加上与“古史辩”运动的结合,重构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成了当时考古学的最大任务,而历史时期考古学显然对这一任务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贡献;第三,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史学的主流都在围绕一系列宏观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古史分期、政治史、制度史等问题。比如汉代,主要是研究当时中央与地方、王国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的组织,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再如唐代,主要问题是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募兵制,经济上的租庸调制和税法改革,选举上的科举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考古学显然不能够大显身手。

  当然,这里只是就其总体比重而言,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缺乏重大的贡献,反而,面对着丰富和多样的材料,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们如夏鼐、宿白等先生及其后继者们,就取得了许多十分精彩和重大的研究成果与杰出的成就。

  现在,总体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中国考古学将继续寻求从西方考古学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走向。中国考古学既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材料,又独立发展了几十年(这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似乎可以不再以西方考古学为标杆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学术旨趣。而在这些丰富的考古遗存中,属于历史时期的部分,在数量上、种类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展开的问题也十分深入和宽广。历史时期考古学完全有理由上升为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和最有空间的领域之一,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一起作为鼎足,支撑起整个中国考古学大厦;第二,虽然证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责任,不论在民族的屈辱期,还是复兴期,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问题域,学术问题更加多元化。即便是在构建民族自信心的重大课题研究中,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从考古材料方面来构建汉唐文明之博大深远,恐怕也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当前整个史学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主流从以往比较宏大的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向以往不太关注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扩展(即便是政治史、制度史,其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精细)。关心社会上一般人的活动、观念等问题,而在这些方面考古材料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从城址的分布和变迁以及城内建筑的变化中观察当时城市功能和区域的转变,从墓葬内的图像考察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以及愿望,从石窟、造像碑等材料看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活动和内容,等等。而这些都属于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则需要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来进行综合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优势便会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个时候考古学就不仅是一个缝补匠了,它将作为一支主要力量甚至在有些领域中将担任主角,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等一起构建那些更加细腻、更加生动、更加精彩的历史叙事。

  那么,本文集为何要题作“历史考古学”而不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那就是上述这种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紧密结合历史文献,并广泛联系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设定的这一时期之中。比如从古文字、出土文献等考察历史问题的研究就自然与我们旨趣相投,我们也十分欢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领域中以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为取向和最终归宿的研究。这从我们编辑的文集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态度。所以,历史考古学虽然主要以历史时期考古学为阵地,但它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划分,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可以称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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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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