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载体 文化的使者

文化遗产类书籍走出国门的历史与期望

2017-11-30 08:55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贾昌明

  我国的文化遗产类书籍是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使者。长久以来,我国从很高的层面就将这类书籍当成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的礼物,让其在高端场合亮相,走出国门,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靓丽的中国风景。文化遗产类书籍曾起到过如此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至今却并不被大家所广泛知晓。新的时代,文明互鉴极为重要,了解过去,方能开拓未来。

  一个故事引出的历史

  10 月10 日,在文物出版社建社60 周年出版座谈会上,作为我国文物事业完整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年过九旬的谢辰生先生,针对一个具体的事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文物图书是能够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希望保证高水平的质量。”

  谢老在会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那时已经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了。周总理在一项批示上要求重新建立文物出版社。为什么要重建?因为文物书籍在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作用。于是,从德国等国家紧急进口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文物出版社也因此恢复了图书出版。”

  谢老接着说:“文物类书籍有其特点,不但有文字,还有大量文物的图片。那个时候我们在国际上能拿得出手的,文物类书籍是重要的一块,当成礼物送出去了不少。外国人文字不一定看得懂,但是图片他们肯定是要看的。也因为如此,那个相对艰苦时候还能保持高水准的印刷质量。”

  谢老所说的这件事,在新出的《文物出版社六十周年》一书中也有所记载,尤其是1973 年2月,周总理关于批准重建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批件照片颇为引人注目。在该批件中,周总理同意“加强我文物出版工作,从西德、日本进口一部分新印刷机器,重新建立文物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文物图录,既可对外进行宣传,又可取得一定的外汇。”由此重启了文物出版社的书籍出版工作。

  回顾共和国的出版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物考古类书籍,竟然被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角色和属性,那就是作为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或者出口到国外去。而在这种行为背后,显然存在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法律法规上确定对全国各地文物古迹的保护,文物保护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与此同时,大量重要考古发现面世,其中许多发现举世震惊。如何将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共和国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向世界展示,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就摆在当时的人们面前。而质量上乘,印刷精美的文化遗产类书籍成为当时的首选。

  这段历史现在看来并不广为人知,但是记者从一些观察中也看出了端倪。文物出版社自1957年成立之初,便出版了《白沙宋墓》和《南唐二陵》两部重量级的考古报告,不但内容科学严谨,而且开本宏阔、装帧高雅、图片精美,让人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这两部书都有两个版本。《白沙宋墓》有“甲种”“乙种”之分,“甲种”定价35 元,“乙种”定价28 元。《南唐二陵》也有35 元和27.5 元的区别。记者之前曾撰文(承载与传播——几部考古报告背后的故事,《中国文物报》2014 年6 月6日5 版)分析过,从种种迹象表明,这所谓的“甲种”,便是当时作为礼物送给外国友人的。以《南唐二陵》为例,国内各大图书馆的均为定价27.5 元的版本,布面精装,牛皮纸护封,印量1000册;从国外回流的版本则为35 元,绸面精装,纸盒包装,印量只有500 册,其装帧要远好过国内,更为重要的是,附加了一册十六开的英文摘要。无独有偶,《白沙宋墓》虽然并未标明哪个是“甲种”,哪个是“乙种”,但从国外回流的均为绸面精装,同样有一册十六开英文摘要,而国内的版本则为漆布面精装,无摘要来看,孰为“甲种”,一目了然。有趣的是,记者在几本回流的《白沙宋墓》最后一页的定价下,还看到后来用打字机印上去的“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字样,也极有可能为获赠的外国人所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957 年国家成立文物出版社的目的,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出版文物类书籍,而是将生产“国礼”作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看到在五六十年代人均工资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时候,不仅仅是出版了价值二三十元的考古报告,还有价值好几十甚至上百的精美图录,如《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1965 年出版,定价200 元(精装)]、《两宋名画册》(1963 年出版,定价100 元)、《宋人画册》[总二十卷,1954-1966 年陆续出版,总定价262 元(绢裱)]、《敦煌壁画集》[1957 年出版,定价60 元(织锦面精装)]等。这些书籍均开本巨大、印刷精美、装帧考究。如《白沙宋墓》《南唐二陵》等考古报告均为八开,《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更是四开巨本。封面多饰以丝绸、锦缎,让人爱不释手。至于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或者出售到国外,便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做法并非五十年代首现。早在三十年代,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便是以“国内本”和“国外本”两个版本发行,“国外本”装帧更精美,价格也更贵。这显然是兼顾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推介到国外去的必要性。因为国外的此类书籍从编校到设计装帧无不尽美,这里显然是为了“和国外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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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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