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城市考古与地下遗产的宿白师

2018-02-23 14:24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孟宪民

  “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通过对解放以来城市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反思、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进行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探讨,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这句很重要的话,得自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一年前在广州“城市考古与考古遗产保护论坛”上的讲话。读这个讲话,很受启发,不禁回想起一些与宿白先生的往事。

  与先生关于城市考古的一次接触,于1995年,在石家庄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期间。先生将我招去,赵殿增副所长(原四川省考古所)已在汇报成都市区科甲巷地下唐代水涵道的发现。对那地方,先生很熟悉,似还随手画个草图,说很重要,要我会后马上前往。

  此成都行,令我体会了城市地下遗产的伟大,城市考古发掘的重要。基建范围揭示:两米多深的唐代地面下,砖拱涵道,超过百米,场面壮观,令人震撼,当时古人或也难得一见。身处其中,幸存拱顶下,猫腰穿行,更加兴奋。至今我都常提起那动人心魄的感受。后来讨论一个某时段出国文物展时,建议定名“走向盛唐”。

  此行对成都市创新的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也有所了解,办法规定,所有基建,都按建筑面积由规划部门统一收取考古经费,提前支出进行勘探发掘。为基建方减轻负担,获得公平;文物工作者与他们的纠缠减少,“正常考古”(苏秉琦先生语)也获得重大支持。当时全国的城市考古,风起云涌,成都考古力量迅速成长壮大,波澜壮阔。

  另一次接触是1997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邀请专家到国家文物局座谈。先生发言,大意是:第一,坚持方针,大陵发掘不是抢救;第二,文物点的基建立项,都要征得同意,先列入预算考古,如长沙走马楼等考古重地,发掘后才能建设。耿宝昌先生补充:不管哪里施工,都列资金,作为发现补偿,这样有发现才会愿意报告。王宏钧先生则建议,加强行业规律研究。

  记得那时先生曾作学术报告,第一项内容就是讲长沙:井窖十多万简牍,大量档案文书,特别重要。因现场破坏,无法了解东吴至晋井窖环境,分层情况不清,间接推测毕竟是推。推之重要,追源溯流:走马楼在长沙郡治,不在衙外;郡治地点,延续汉旧址,汉则自秦设36郡,秦延续楚长沙;三国后改县,治所一直在此,解放后市政府才迁出古城。在城市改造中,治所能延续2000余年很难得。

  先生有关“考古重地”“先列预算考古”的话,是我2010年整理老笔记的再发现。当时有论文《跨越重点 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待《东南文化》发表,编辑部毛颖女士来电话,对延迟致歉,还问有什么要增加,我就加上了先生的这句话。该文后由人民大学资料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网收录,也算是对恩师的小小报答。

  大前年春节,给先生拜年,我献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众人完成的《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一书,他很高兴。我还提起青岛即墨老城区,考古发掘到唐代地面,一座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以来县城,形如隋大兴城东西长的小坊,丁字街布局,无北门。“没北门!”疲倦欲睡的先生,突然睁大眼睛。我知道,先生一直关心城市考古,特别是几无问津的县城考古。

  新世纪元年元月,先生发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提出“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不知先生近来还有无敏感,是否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发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强音,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出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工作方针的指示,对文物部门有“不辱使命,守土尽责”的鞭策。这些都预示着城市考古的春天即将到来。

  呜呼哀哉!开创了城市考古的宿白恩师,竟看不到城市考古与遗产保护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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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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