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

2018-03-23 09:42 来源:文汇报 作者:郑嘉励等

  201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座谈会由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未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钟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分别作报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北大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刘未:各位先生、各位同仁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文研院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从今天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比较综合的讨论,活动的缘起,是受邓院长的委托,同时也得到杭老师的支持。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主持人的角色,有一些思考想和同行们分享,同时也有一些在学习和研究中的困惑,希望借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老师进行讨论。

  城市考古是几代人努力工作的叠加

  郑嘉励:在座的发言者里面,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来自基层考古单位、从事具体调查和发掘工作的。

  历史时期考古主要有三类工作对象:古墓葬、手工业遗存、城市遗址。按照传统说法,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在于城市平面布局的复原,然后在复原的基础上讨论城市规划及相关问题。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认为城市考古的终极目标就是画出一张古代城市的地图,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考古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在某个遗址扎下根来,做十几二十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最后,在复原地图时多画出一条线,或者多画出两三个框框。

  我们姑且认为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城市复原,在这个前提下审视浙江城市考古的某些具体成果,比如杭州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出过专门的考古报告书。《报告》说发现一堵墙、一堆宋元以来的瓷片,如果有人问这些在城市复原中有何意义,解决了临安城哪些具体问题,我们恐怕就很难说得明白。用最庸俗的标准来衡量,看学术界对报告的引用率,也会发现大多数的引用是礼节性的、“图解式”的,除了证明太庙遗址今天依然躺在城市某个位置的底下,并不能解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大家复原南宋太庙的基本手段还是对历史文献和图像的解读,考古所获资料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如果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城市复原,那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及格。

  最近,宁波发掘了罗城遗址的一段,相关新闻报道说,这个发现明确了这段城墙的位置,也可以证明自晚唐以来,位于三江口的宁波城这段城墙的位置就不曾改变过。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然而这个历史信息,不经过考古发掘,其实我们也有文献的途径可以了解。在这里,考古工作主要是验证了我们既有的经验。

  这两个例子说明,城市考古想要取得重大学术成果是非常艰难的,局部的、零碎的工作价值有限。只有靠几代人长期的努力,开展有计划、有系统的工作,才能拼出一个有规模的成果。发掘墓葬就不一样,半年一年可完成,很快可以出成果,如果墓葬材料足够重要,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甚至可以因此成名成家。城市考古不同,没有长期的工作,就不会有系统的成果,考古工作者付出大量的心血,而收获与他们的努力可能并不匹配。

  浙江多数城市 都是杭州、宁波这样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本来就很困难,只能在城市建设中见缝插针,开展有限的、局部的发掘工作,短期内难以取得较大学术成果。然而,只要深入调查研究,浙江除了“古今重叠型”城市,也有个别的“旷野型”城市。以台州椒江北岸的章安镇为例,过去以为汉六朝章安故城与宋代兴起的章安镇是重叠的,其实不是。唐代章安故城废弃后,新镇在故城范围以外重建,章安故城所在长期为稻田,成为江南罕见的“旷野型”城市遗址。这个发现缘于当地大规模的窨井挖掘,每隔几十米挖个圆井,出土大量东汉至南朝时期的砖瓦、瓷器,根据遗物的分布,我们甚至可以勾勒出六朝章安故城的范围。

  “旷野型”城市遗址,开展工作便利,也是恢复古代城市的捷径。我们只要经过几年的工作,就可以复原一座城市的完整布局,在较短时期内就可以做出较大的学术成果。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旷野型”城市,而是更具挑战性的“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

  我相信,只要做得好,城市考古不只是一个“缝缝补补”的事业。“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主要是两个工作:一是在平面上找布局,复原城市格局;二是纵向上找沿革,追踪城市早期历史与古今重叠区域的功能演变。以2015年开始的嘉兴子城考古为例,我们确定了四至的城墙,揭示了中轴线,这就是“平面找布局”;在北城墙位置,我们做了一条5米深的探沟,解剖至生土,可知北城墙位置最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聚落,三国西晋时期此处已有高规格的建筑,可能已是浙北地区的某个政治中心。过去,我们对宋代以前江南城市的具体形态、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信息都是全新的知识——这就是“剖面找沿革”。

  在“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中,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观察、研究的尺度:讨论城市的选址,复原城市的布局,这是宏观尺度;在复原基础上,讨论城市的规划、功能的演变,这是中观尺度。在微观尺度方面,这是田野考古的当行功夫,也是考古所擅长的,更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比如建筑的营造工艺,不同建筑之间的等级差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揭示了嘉兴子城中轴线上的明代仪门、大堂、二堂等遗址,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在台基、磉墩、柱础的做法上有差异。考古揭示的诸多细节是有意义的,除了可以研究一个地区、时代的建筑工艺,也可以讨论大堂与二堂,二堂与仪门可能存在的建筑等级的差异。田野工作做得够细,就可以揭示更多的细节,细节可以带领我们通往历史更加幽深、复杂的空间。

  只要我们视野够大,工作够细,从考古揭露的遗迹、遗物出发,提出问题,并在遗物与文献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寻求问题的解释,改变零敲碎打的工作方式、“图解式”的思考方式,城市考古必将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杭侃:郑先生讲的内容我非常佩服。刚才提到,几十年就画一条线或者根本就没画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叠加的。庞贝古城做了几百年还在做,一代一代的人在做。城市考古就是一个“蚂蚁啃骨头”、“拼七巧板”的工作,要求持之以恒,将成果一代代地积累起来。

  我想集中谈谈未来的城市考古工作方向,应该将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

  先说宏观层面上,要理解一个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比如李孝聪先生对华北的研究,对华北交通线路变化的研究,对城址布局的研究。

  中观层面上,要分析一座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纵向沿革,比如哪些地方扩了,哪些地方缩了,哪些地方改了;甚至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风水流派对城市风水问题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的城市改造,以及城市中心点的控制等等,都会发生改变。

  微观层面上考古学可做的事情更多。很多关键的地方,只要打一个城市剖面,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文化名城,保一座毁一座。我们的很多考古工作者自身对城市考古工作的认识也不够,对于城市建设中出土的零散文物和城市剖面重视不够,导致许多研究城市考古的重要信息丢失掉了。

  除去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我们还需要从城市史的角度进行中外城市的比较,在这方面,妹尾先生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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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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