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考古老兵的日记

——《一个考古人的日记》序

2018-04-09 11:23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陈星灿

  日记是记录历史的特殊题材。小到家庭琐事、日常工作,大到国家大事、世界新闻,都不妨在日记里留下痕迹。摆在您面前的是一本“考古老兵”的日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天天跟田野和文物打交道,谈的多是考古的事。说小了这是个人的考古工作记录,说大了,也不妨说是从个人角度记录的一个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我这样说,也许不如摘录几条日记给大家看看:

  1958年3月2日

  黄老、张寅和我一同至工地。张先生与民族同志掏挖前几天出土陶缸内壁之填土。黄老鉴定为唐代之物。黄老亲挖灰层,出土石器不少。我用皮尺量出土物坐标,并按件打包入纸箱,以备运回住处。

  1959年2月1日-3月30日

  由于天寒地冻,不适于野外田野调查作业,再加上西藏宗教反动势力搞武装叛乱,青海形势非常紧张。根据上级要求我们都守在室内,没事不能外出,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策、法令和业务。趁此机会我又重读了夏鼐的《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基础》,找出大量和青海有关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备后续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组成巡逻小分队,每天值班查夜、站岗执勤。高原的雪说来就来,当狂风肆虐过后,漫天的大雪将高原披上银装。雪后,我们又加入到为城市铲雪的队伍中。

  1982年10月12日

  我的手表装在口袋内,弯腰挖土时不慎坠落,忽然钻入地下不见了。赶忙用小铲掏土,原来是一个蚂蚁洞,蚁群乱跑,表卡在洞中空壁上。把表拿出忽然发现一角锥直插洞底,表未损,又获一宝,大喜,当即编号T208②:1。

  这是讲日常田野工作的。

  1965年1月15-30日

  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学习徐寅生《论女乒运动精神》,要求干部政治、业务双过硬。

  1975年8月26日

  考古所领导刘亚克传达胡绳讲话:(1)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2)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1983年4月16日

  语言所丁声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号召院所同志向他学习。

  这是讲日常政治学习的。

  1981年2月27日

  考古所技术室副主任王予予主讲《云南少数民族傣族、布朗族、哈尼族制陶、造纸、服饰的调查情况》,我聆听并作记录以增长知识。

  1983年2月3日

  田野工作总结汇报(1982年工作收获),夏鼐、苏秉琦做重要讲话。

  1989年9月5日

  考古所组织苏联考古学家留可夫报告会。

  这是讲日常业务学习的。

  1971年-1972年夏天

  1971年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呈报国务院,提出《考古》《考古学报》复刊。此事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批准复刊。因此,考古所从“五七”干校抽调安志敏、刘观民、金学山、曹延尊、赵信等人回所。刘观民与梁星彭参加故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工作,其他人由安志敏带领到编辑室负责承担两刊的编辑和出版。我主要负责后者的出版工作。1972年夏天原编辑室人员周永珍、徐保善、徐元邦从“五七干校”抽调回北京,重返考古编辑室,增强了骨干力量。

  1989年1月30日

  夏鼐铜像今日伫立在考古所图书室门前,研究人员肃立,举行揭幕典礼。

  1993年12月28日

  社科院人事局单天伦来考古所宣读院文件:任命王立邦为所党委书记,张国宝为副书记,除所长任式楠已提前宣布之外,任命乌恩、张国宝、刘庆柱为副所长。王忍之莅临会议。

  这是讲院所行政工作的。

  1958年11月20日

  考古所人事科派我到工人体育馆参加朝鲜金日成首相来我国访问盛大欢迎会。会后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精彩表演。

  1983年8月11日

  全所会议,王廷芳副所长传达中央文件《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这是讲国家大事的。

  日记的主人赵信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名考古学者。1956年夏天他中学毕业通过考试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到1997年7月退休,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整整40年,从中学生成长为一名考古学者。退休之后,他到考古所人事处协助做老干部管理工作,又工作了差不多10年。这本日记,就是他在考古所工作的个人记录。赵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眼前的这本日记,显然不是他日记的全部,有的的确是“日记”——按日记录,有的却是根据日记浓缩的“纪事本末体”或者“纪事体”的“周记”“月记”甚至“年记”。所以有的地方很详细,有的地方却相当简略。比如1966-1974年,就只有短短的几页,1976年,只有不足一页;1977-1978年,也只有不足一页,这对意欲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不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

  古人言:“美常在久。”大凡天地间一种美好事物的出现,常常是由于它的时间久长,是由于坚持取得的。赵信先生的考古日记,也是他坚持不懈的结果。这固然是他个人成长轨迹的记录,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一名普通考古工作者的记录,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因而是很有价值的。我生也晚,除了阅读考古报告,无缘看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样貌,更无从了解中国考古学家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本考古日记,虽然是个人不完全的记录,却提供给我观察中国考古学及其从业者一个特殊的角度,可以从这个角度窥探那个时代;即便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岁月,我也能从中找到我不知道或者已经遗忘的某些历史片段。我有幸先睹为快,写下上述感想,很高兴把它推荐给读者诸君。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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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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