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的精神遗产值得永远珍惜

2018-04-20 16:40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单霁翔

  “淹没盐田我深感痛心!”

  宿白先生一生挚爱历史文化,晚年依然十分关心文化遗产生存状况。2009年夏天,我收到宿白先生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信中写道“近闻云南古水电站,将上马修建,并将全部淹没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为此我深感痛心!”宿白先生呼吁“鉴于芒康盐井盐田在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文物、景观、自然、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巨大的潜在遗产和文物价值,特别是它作为一部现存的活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各地极为罕见。因此,无论如何都应该负责任地把这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保护下来”。

  读了宿白先生的来信,我感到很惭愧,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竟然对于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一无所知,对于这处文化遗产的境况,还要由已是米寿之年的宿白先生告知。于是,带着宿白先生的重托,立即踏上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保护状况调查之行。西藏芒康地处澜沧江流域,两岸山体呈南北走向,区域内形成以高山深谷为主的峡谷地貌。朝阳下,站在加达吊桥、澜沧江岸、陡崖之上,遥望芒康盐田盐井,壮美的文化景观令人感到无比震撼,对千百年来各族民众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的辉煌文化创造充满敬意。

  盐井地区在唐代属于吐蕃盐川城,历史上是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物资交换集散地,同时也是连通川、滇、藏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走廊。我们对这一地区盐井盐田的分布状况、结构布局、生产工艺,以及周边环境和各类文化遗存进行调查了解。芒康盐井分为上盐井和下盐井两个居民聚落,其中下盐井的居民以纳西族民众为主,而上盐井以藏族民众为主,也有少量的纳西族民众。当地一些藏族民众信奉天主教,而一些纳西族民众则信奉藏传佛教,反映出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盐井地区形成了包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芒康盐井盐田海拔2300米左右,位于澜沧江两岸,左岸属于纳西乡,右岸属于曲孜卡乡。盐田沿岸边顺山势走向而建,高低错落有致。制盐设施根据功能分为盐井、公共卤水池及晒盐作业区。盐井位于江边,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而成,公共卤水池位于江岸近盐井处,晒盐作业区总数有上百个,位于坡地或陡崖之上,依山势层层修建,最多处达到10层,由私有卤水池和晒盐田两部分组成。晒盐田均为土木结构,顺山势走向竖立联排并列木柱,木柱长短视地表高低不同而各不相同。

  在国际上,奥地利“海尔施达特盐矿遗址”,拥有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时期延续至今的文化遗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我国,四川自贡的“燊海井”以其世界上最深的采盐井,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这两处与古代盐业有关的文化遗产相比,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不但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原始的盐业生产遗存之一,而且是连通川、滇、藏地区茶马古道上特殊地理位置的重要节点,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条件下盐业生产的杰出范例。因此,可以说芒康盐井盐田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原始的盐业生产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考察期间,我们对于当地丰富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当地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文化面貌所具有的多样性,以及千百年来盐井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芒康盐井盐田虽然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为当地藏族、纳西族民众传承沿用,是典型的活态文化遗产。而拟建中的古水水电站水库,将使芒康盐井盐田处于水库淹没区内,伴随水库的修建,这处珍贵的文化景观遗产将被全部淹没。同时,水库淹没区涉及的茶马古道,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是我国西南与西北各族先民进行民间交往的重要通道,也将被永远淹没于水下。

  在文化遗产现场,我们召开了芒康盐井盐田保护座谈会,对盐井盐田遗址和遗产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回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致函云南省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明确要求停止水库建设方案实施,绝对不能因水库建设使芒康盐井盐田这处珍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同时应将芒康盐井盐田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一番努力,得到云南和西藏方面的回复,承诺停止水库建设,对芒康盐井盐田实施整体保护,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宿白先生的呼吁,挽救了这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宿白先生与故宫博物院

  宿白先生与故宫博物院渊源很深,他主持发掘的“白沙宋墓”一号墓考古出土资料,至今保留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白沙宋墓”一号墓为主墓,出土精美的墓室壁画。1952年在完成挖掘后,即被装箱运至北京,由故宫博物院保护管理,共有出土文物151箱,内装人物题材墓室彩绘砖和斗拱藻井墓室彩绘砖等。这批出土文物至今尚未全部开箱清点。近日,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与我联系,告知北京大学举办120周年校庆活动,考古文博学院计划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围绕学科建设举办一个综合展览,希望其中展出故宫博物院保管的“白沙宋墓”墓室壁画彩绘砖,讲述北京大学设立考古专业之初的重大考古收获,以此缅怀宿白先生对考古学的巨大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的特殊环境下,故宫博物院曾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宿白先生是筹展组人员之一,当时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河北、广西、广东等全国各地前来的筹展人员都住在武英殿,宿白先生也每天都参与展览筹备。单士元先生曾讲过,宿白先生参加筹备展览时,在故宫院内看到散落的砖瓦上面有铭文,认为具有重要价值,就写信给单士元先生,建议进行收集,加以保护。实际上,单士元先生每天在故宫博物院中巡视之际,也特别注意收集与紫禁城有关的文物资料,拾来不少“破烂”。由此可见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对文物的保护态度和务实品格。

  宿白先生曾两次赴西藏调查,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1996年出版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1992年故宫博物院首次在乾清宫东西两庑举办“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展”“西藏文物精粹”两个展览,宿白先生作为顾问,指导挑选展品。由于全部文物都是首次面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出版了《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一书,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出版藏传佛教文物图录,宿白先生审阅了全部文稿。1995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组织院内各领域专家编著故宫珍品全集六十卷,其中有藏传佛教造像、唐卡两卷,先生又应邀担任了全书的总顾问。

  清朝在紫禁城内修建了众多藏传佛教佛堂,许多佛堂现在仍然较好的保存着历史旧貌,称为原状佛堂,现存有雨花阁、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20多处保存比较完好,不仅古建筑完整,而且室内保留的清代匾联、供案、神佛造像、佛塔、供器、法器、唐卡、壁画等基本维持原样。宿白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就到元,但明清故宫原状佛堂的整理研究实际就是比较特殊的“地面考古”“寺院考古”,先要做好勘查记录,把握建筑结构、布局的特点,确认每件文物的形制、尺寸、摆放位置等。宿白先生指明了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特别是原状佛堂研究的方向方法。

  紫禁城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2002年10月,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正式开工,聘请宿白先生为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经过详细勘查设计及精心施工,2005年10月,武英殿维修保护工程顺利竣工,作为展览场所对观众开放,获得专家好评。同时,故宫博物院决定编写出版《故宫古建筑保护工程实录——武英殿》。在搜集整理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于2007年11月,就全书体例、架构等问题召开专家研讨会。宿白先生在听取汇报后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认为:全书文章架构方面,可以参照借鉴考古报告,将前期勘查得到的各类建筑信息如实地展示给读者,力求做到真实全面可靠。

  2005年3月,我收到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联名的来信,呼吁重编《中国陶瓷史》。信中说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曾出版过《中国陶瓷史》,时隔20多年,陶瓷考古突飞猛进,新资料层出不穷,重编《中国陶瓷史》势在必行。信中强调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用考古学的方法,尽可能从手工业史的角度,阐述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力争此书在资料上齐备,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使之成为在国际学术出版界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陶瓷史研究著作”。两位先生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在立项和经费申请方面,给予支持。国家文物局随即召开会议予以落实。今天,期盼这部宿白、徐苹芳和张忠培等各位先生付出心血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

  早在20世纪50年代,宿白先生就在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开设了中国古代瓷器课程。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聘请宿白先生为客座研究员。研究对象主要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6.7万件古陶瓷类文物、古窑址采集的6-7万片古陶瓷标本、清宫遗留下来的1万余片陶瓷标本,以及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古代陶瓷。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时期、不同产地、不同类型古陶瓷制作原料、工艺、结构,以及相关性质的科学研究;对古陶瓷年代、窑口、真伪的科学研究;对古陶瓷的科学保管、修复和复制等技术的科学研究等。2015年7月在古陶瓷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

  人们说,宿白先生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治学以严格著称,其学术研究涉及领域之广博,对材料理解之深入,治学态度之严谨,融贯能力之强大,令人叹为观止。张忠培先生赞叹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方面博古通今,能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具有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令人感到无限敬仰。另一方面又是那么平凡真诚,做起事来一丝不苟,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没有半句废话,始终以教书育人为本,令人感到无比亲切。有人说,宿白先生很威严,感到敬畏,但是我感到的却是坦诚和专注,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风。

  近二十年来,每当节日期间,我总要去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家中拜访,表达谢意与敬意,在感谢他们指导的同时,也使自己在繁忙工作之余,得到片刻停歇,求教问题,聆听教诲,保持头脑清醒,在工作中不走或少走弯路。在我经常拜访求教的学者当中,有四位先生恰好同龄,即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国家文物局的谢辰生先生、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今年均是96岁高龄。记得在四位先生90岁生日的时候,分别以不同形式向他们表示了祝贺,祝他们健康长寿,也一直讲到待四位先生10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来一起祝贺。但是,宿白先生却提前离开了我们。每当回忆起宿白先生对我的教导,就更增加了思念之情。

  宿白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治学理念,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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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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