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研究的发轫者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群像

2018-05-21 19:2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朱玉麒

  【述往】

  作者:朱玉麒,江苏宜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兼任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黄文弼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研究。出版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等著作。

 

  写在前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列强扩张殖民地的竞争加剧,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者、考察者纷至沓来,对我国古老文明的珍品肆意掠夺盗取。面对大量文物流失国外,当局者却不闻不问,引起了一批现代学者的公愤。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呼吁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批10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8人。他们从红楼发轫西行,开启了北京大学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的征程。90年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果与影响愈益彰显。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一个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考察历时8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5月至1933年秋,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1888-1976)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方和西方团长,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第二阶段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由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和出资,斯文·赫定领队的“绥新公路查勘队”,以汽车为交通工具,勘察内地到新疆的公路路线,包括对沿线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地质、古生物、地理、民族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涉及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区。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考查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90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当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批优秀学人不仅留给后人丰硕的考察成果,还留给后人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勇于担当、不惜牺牲;在恶劣环境中,他们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在科学考察中,他们一丝不苟、敬业实干;面对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他们不避个人安危、锲而不舍,努力追寻真知。

  90年前,西北科考团的大部队进入到甘新交界一带的无人区,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酷寒天气里,粮食罄尽,饥寒交迫,直到1928年元旦后很久,才走进绿洲,开始新的旅途。长达八年的考察,为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丰富资源。90年后,让我们重温那段困苦的岁月,分担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的成果,跟随他们一同走上丝绸之路的漫漫征途。

  徐炳昶

  前些日子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参加了一个名称很长的座谈会,“《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徐旭生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座谈会暨日记手稿捐赠仪式”,发言的人很踊跃,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都没轮上。

  丝绸之路研究的发轫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群像

  西北科考团第一阶段的驼队考察。

  其实,还是有话要说的。简单讲有两层意思:一、《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的出版是先生的夙愿;二、《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福音。

  徐炳昶(字旭生)先生写日记本来就有发表的意愿,他在1930年就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广赠师友,2007年我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翻阅中文图书时,就看到了他寄赠给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签名本。

  这部陕西考古日记,徐炳昶生前无暇整理,身后才由罗宏才教授完成,也算了却夙愿。日记除了让业界了解斗鸡台考古挖掘的全过程之外,也呈现出了1927年西北之行后,徐先生向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华丽转身,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从西北科考到陕西考古中一贯的领导作用——这一切都奠定了其后来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的开创之功。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最后在他工作过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举办发布会,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先生的后人将日记手稿捐赠给陕西考古研究院,更是一种公器之举。

  我读徐先生次子徐桂伦撰写的《徐旭生生平概略》,文中讲到先生在1969年一场大病之后,便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批林批孔”开始了,小外孙女拿着一张报纸说:“孔老二是坏蛋!”没想到很久以来都不说话的姥爷忽然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胡说!”

  徐桂伦写道:“刹那间,他遥远的记忆似乎又被激活,是非的标准依然深存于心。”

  丝绸之路研究的发轫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群像

  刘半农

  2017年9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黄纪苏老师把徐先生的哲孙徐十周介绍给我,高大魁梧的徐十周伸过手来,眼神炯炯地注视着我。我当时觉得,犹如90年前,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徐炳昶教授出发西行之前,在与北京的亲友一一作别。那个场面,真的是“徐徐如生”。

  刘半农

  西北科考团西行的征途上,是没有刘半农的。但在万里征程的后方,却一直伴随着这位考查团常务理事的身影。

  当年与斯文·赫定的谈判,刘半农是著名的“大炮”!

  最后签订的十九条协议,就是由刘半农起草的。没有人比刘半农更知道争夺西北主权的意义,无论是领土还是学术。在法国留学的岁月,他就编辑了《敦煌掇琐》。斯文·赫定在他的游记中曾回忆过这段日子,他最在意徐炳昶和刘半农这两位学者的意见。最后,这两人一个做了中方团长与他共赴“西天取经”,一个成了常务理事在北平坐镇筹划。

  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斯文·赫定专门画下了刘半农的半边脸面儿。

  刘半农作为常务理事,毫不含糊,打报告要经费、打电报做协调,不知干了多少琐碎却又重要的运作。那时中国兵荒马乱,考查团能顺利地运作下来,且不断申请延期考察,足见理事会在后方付出了多少努力。

  考查团的成果出来,刘半农写的题签最多,那种成就感是中国学者的集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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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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