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考古学研究的缘起

2018-05-30 09:46 来源:“赛博古”微信号 作者:仪明洁 樊鑫

  考古遗址出土的一件角柄锥,意味着什么?

  它的尺寸与外观?它的出土地点?它的年代与文化归属?它是由哪类动物的某个骨骼部位制作而成的?它的选料、切料、磨制、定型等一系列生产流程?它的功能是穿刺毛皮抑或其他?它是由谁制作和使用的?它的生产、使用、废弃、埋藏过程?它背后蕴含的商品交换、人群交流?这些层面目前都已被考古学者纳入研究范畴。

  一件出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河流域瓦佩顿人遗址的角柄锥,文献记载与印第安人的口述资料均指向它是印第安女性的串珠和缝纫工具,传统的考古学者广泛接受这是殖民者与印第安土著的文化交流产品,是贸易输入品,都认为应将之归入家用工具的行列。确实,角柄锥是一种用于缝纫皮革的工具,很大的可能性是由女性使用的,我们的认知系统并未将此活动视为多么重要的社会分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只是泛泛地将某类器物归入人类使用过的遗物,意识不到女性在过去用它做了什么,因为潜意识中刻板的男女二分方法导致了对男性中心观念的歧视。但是在珍妮特·斯派克特(JanetSpector)看来,当时考古学界普遍使用的所谓“客观”的考古分类方法来自男性和外来殖民者视角,根本无法体现出角柄锥蕴含的人文指代。她在研究一把发掘出土的角柄锥时加入性别视角,指出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的活动及其地位并不像男权主义中心论所贬抑的那样,这件角柄锥上的打孔记录了使用者制作物件的成就,其打孔数量之多显示使用这件角柄锥的女性手工能力出众,它是女性成就的标志,赋予了女性的荣耀。斯派克特所运用的女性主义批判视角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女性工具的角柄锥,开启了超越狭隘性别问题的性别考古学潮流。

  的确,考古学已经由过去对器物自身的重视转变为以考古遗存为基础,探索考古材料的形成机制、文化变化的机制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强调透物见人。如夏鼐先生所言,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如何实现透物见人,如何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探索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实现历史的重现,“何时”(when)、“何地”(where)、“谁”(who)、“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如何”(how)都应是考古学家为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而关心的内容,应在这些基础问题上展开多维度的讨论。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研究材料、目标、方法越来越丰富和成熟。中国悠久的文明历程积累下丰富的考古材料,但如今的考古学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考古资料的发掘与报道层面,而是向着阐释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历程的方向不断靠近,涉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行为与技术革新、定居与农业的出现、古代文明发展历程、城市布局、社会组织结构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传统的器物观察、考古学文化分析构成研究的基础,性别问题也不应该被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长期以来性别考古学并没有太多地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即使在研究中涉及了两性问题,也很难深度展开,尽管近年来国内推出了一些性别考古研究成果,但与西方性别考古学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一方面是受马克思主义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关于历史的进程则深受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进化三段论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考古学在关于考古材料的阐释上,也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思想下的经典模式来进行。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男权主导地位的影响导致考古工作者忽略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观念与意识及其社会发展作用,性别问题往往被当作研究社会性质的“副产品”来看待。此外,推动性别考古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过程考古理念并没有广泛地被中国考古学界接受和推广,难以达到对考古材料做性别解构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入国内考古学实践中,与中国考古学的特点结合产出了新成果。在当今材料与理论的积累条件下,允许我们就性别问题做更多工作。(本文由孙莉、王琳玮摘编自 仪明洁、樊鑫 著《甘青地区史前遗存的性别考古研究》“绪论”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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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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