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光青瓷与“海上陶瓷之路”

2018-07-17 10:43 来源:收藏快报 作者:杜志政 陈文新

  ■福建厦门 杜志政 陈文新

  珠光青瓷的外销特性

  珠光青瓷在国内少有发现已是众所周知。2001年,厦门同安宾馆西侧北镇巷建筑工地挖地基时,笔者采集到几片珠光青瓷碗片,跟汀溪窑址出土的完全一致,据说这里曾是宋代进士的宅地;在南安博物馆藏有一珠光青瓷碗,据介绍是因工地开发出土一批陶瓮,其中一个口部仰面盖着这个碗,此碗为南安窑产品无疑。除此之外,目前再未发现珠光青瓷的踪影。然而,已经调查发现的珠光青瓷窑口有50个,那么这么多窑烧制的珠光青瓷去了哪里?

  我们将目光转向海边,在泉厦海边码头附近则时有发现古代珠光青瓷碎片。晋江市安海镇,宋元时期“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成为十分兴隆的刺桐南港”。2016年6月4日笔者来到安海镇,在当地古陶瓷爱好者刘先生的住所,见到了安海镇旧城改造中“金沙城”项目工地采集出土的大量瓷片,以宋元时期的局多,有不少珠光青瓷碎片(图1)。

  据介绍,此处是当时安海码头的货物集散地,今遗址尚存。有记载:(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开港设市舶司,安海逐渐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安海码头有一眼自然形成的石泉深井……石井畔设立津卡,海泊至,泉州州官遣吏在此榷客舟税,号曰“石井津”(即海关“分关”)。这些珠光青瓷碎片,即为当时在安海码头所遗留下的。

  2014年3月2日,在厦门翔安新店镇澳头古渡口海边,笔者与当地书画家苏先生对澳头海边码头一带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很多碎瓷片,以当地宋元青瓷、青白瓷和明清青花瓷居多,珠光青瓷碎片也不少见(图2),因长年海水伴着砂粒的冲击磨损,这些珠光青瓷已失去了光泽,底足和断面已被磨圆,没有了棱角。

  类似以上的情况在香港也有,香港是商船临时停泊和货物转运的场所,是中国古代陶瓷外销东南亚等各国的必经之地。2002—2003年,香港在九龙、元朗两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陶瓷碎片,“均属过去海水冲刷堆积而来的”,是来自内地多个窑口的外销瓷。其中“同安窑系刻划花瓷片”共26件,且多为珠光青瓷。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海中沉船。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出水有不少珠光青瓷(图3),而这艘沉船“最大可能”是来自于福建的“福船”,从《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看,器型特征、纹饰风格、施釉工艺、圈足处理等主要是松溪九龙窑珠光青瓷和南安罗东窑珠光青瓷。

  2008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在莆田南日岛龟礁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出水一批陶瓷,其中有珠光青瓷20多件(片),很多还有“米”字形标志性纹饰(图4)。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中国海域下“沉睡”着2000—3000艘古船,以宋元时期的居多,随着我国水下考古的不断调查,装载珠光青瓷到异国他乡的海底遗迹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最后将目光远放海外。珠光青瓷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均有出土,尤其是日本镰仓海岸、唐津山麓遗址和太宰府附近、福冈湾底以及福山草户庄等地的镰仓时代遗址等都有大量出土,据考证多是同安窑青黄釉刻划花一类的产品。

  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时任福建路泉州市舶司提举,其所著《诸蕃志》记载,时有35个国家购买中国瓷器,其中有大量珠光青瓷是可以肯定的。

  窑口有生产,海边有发现,海外多国有出土,这足以说明珠光青瓷是通过海运出境出海输出到了世界各地,珠光青瓷扮演了海上丝路的重要角色。

  珠光青瓷的外销港口

  珠光青瓷作为外销产品,窑场在设立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运输条件,所以窑场多设在沿海地带和沿河溪两岸,所产瓷器沿江河而下运达港口既便捷又“稳当”。龙泉窑地处瓯江源头支流,所产瓷器沿溪涧流经龙泉溪汇入瓯江,经温州港出海;松溪九龙窑紧邻松溪河,沿河而下汇入闽江,到达福州港,北上者经明州港市舶登记而出海,南下者经泉州港市舶登记而出海;南平茶洋窑沿闽江到福州港北上或南下;泉州磁灶窑经沿晋江而下经海路至泉州港出海;同安窑沿汀溪河而下经海路至泉州港出海等。

  可以想象古代中国东南、南部沿海地带,整个江、河、湖、海,船如梭织,满载瓷器向海岸码头集中,向外销港口汇集,经过“出关”手续,转载大船,扬帆起航,一片波澜壮阔的盛大场景,一幅扩大版的《清明上河图》景象。

  陶瓷的外销需要有组织地进行。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于北宋开宝四年(971),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陆续在杭州、明州(浙江宁波)、泉州、密州(山东诸城)、秀州(上海松江)、温州、江阴军(江苏江阴)设立,包括设立市舶场的澉浦(浙江海盐)共有9处。市舶司是当时专门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是出口外销必经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市舶司主要职能是征收税款,处置舶货,办理船舶出港和回港手续以及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市舶司的设立保护了商贸活动,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瓷器外销到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大多经由前文所述9个沿海港口出发,向北以明州、杭州港为主运销朝鲜、日本;向南则以泉州、广州港为主,经中国南海、菲律宾、马来西来、印尼,越印度洋,抵波斯湾至地中海沿岸等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了海上贸易通道——“海上陶瓷之路”。

  泉州港(时刺桐港)在南宋末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此时期,福建生产的含珠光青瓷在内的陶瓷外销大体分为北向和南向两个方向。北向航线有两条:一条是直北线,从泉州、福州港出发,沿海北上至明州港,一部分继续北上经连云港附近海面渡黄海抵达高丽;另一部分向东抵达日本。另一条先东后北线,从泉州、福州港出发,先向东经台湾北部,再北向琉球群岛至日本,此条线路可能从南宋开始直至明代早中期,打破了自唐以来面向日本单向传统贸易路线的局面。向南航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西线,从福州、泉州港出发,航行至广州出海,或直经海南岛东北端,穿越西沙群岛,经越南东南海岸,直插马来半岛南端,越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随后,一部分往西经马六甲到达斯里兰卡和南印度,另一部分则向东南通爪哇等岛。另一条是东线,从福州、泉州港出发,向南到达澎湖,再穿过巴士海峡到达吕宋岛、加里曼丹岛等地。浙江、广东生产的珠光青瓷分别加入北线、南线运销海外。

  珠光青瓷的外销条件

  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是历史成就最多的朝代,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50%以上,全国人口超过1亿人(1124年1.26亿人),北宋都城汴京人口多达150万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近些年,国内不少城市常曝水淹,而千年古城赣州却纹丝不动,究其原因有一说是因有宋代修建的派水系统。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宋代技术之先进,做事不乏能工巧匠以及追求质量,同时也显示出宋代城市规模的浩大和人口劳动力的充足。

  外销陶瓷为何与丝绸之路联系不太紧密,是因为汉唐兴盛的陆上丝绸之路有局限性。一是陆路运输需要横穿多个国家和地区,易被当地人操纵,时有不便,若遇战乱则更受其害;二是中国地理特征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内陆丝绸之路,自西向西尚可,自东向西和自南向北(河运)既距离遥远又逆流而上,均不便利;三是瓷器为易碎品,依靠人挑马驮车载迫不得已,沿江、河、湖、海水运输最为安全可取;四是运力有限,随着瓷器等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靠人挑马驮的原始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甚至有些地方陆路是无法到达的,而水路运力大,及四海,加之唐安史之乱以后,国都逐渐向东、向南变迁,从咸阳、洛阳、开封直到杭州,经济商贸活动随之向东、向南转移,渐渐形成了主要在东南沿海建窑烧造以便外销的局面。

  南宋时期,朝廷不仅鼓励对外贸易,还规定对舶来品不再以钱支付,而以瓷器等换取,使得瓷器销量陡增。此时期,中国水上交通发展也进入鼎盛,造船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船体坚固,结构优良,具备深海高速航行的能力,而且装载量极大。

  1974年出土的泉州湾后渚宋代古沉船,为“福船”类中型远洋船,其残长24.20、宽9.15米,复原后船长34、宽11米,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其瓷器装载量保守估计在2万件之上,与一条普通龙窑装烧量大体相当。在导航方面,除传统的天文地理学外,以量天尺为测量工具的海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磁罗盘导航的使用,使得中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宋元时期经济的繁荣,造船业的发达,指南针的发明,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劳动力供应的充足,朝廷对外贸易政策的放宽,陶瓷烧造能力的提高,为瓷器的外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瓷器的使用改善了当地饮食习俗,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精美瓷器让世人梦寐以求,有着供不应求的市场导向。天时、地利、人和,终于造就宋元时期波澜壮阔的含珠光青瓷在内的陶瓷外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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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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