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面向未来的动物考古专刊报告

2018-09-18 16:41 来源:“赛博古”微信号 作者:袁家荣

  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湘西元明清时期的土家族土司遗址。先后经过1995~1998年、2010~2014年两个时段的集中考古发掘,大面积揭露了宫殿区、衙署区的城墙、排水沟、房基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和一批土司王墓葬。这些遗迹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性的显著特征。老司城遗址于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5年与湖北恩施唐崖土司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代表“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五代彭士愁的创立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湘西永顺彭氏土家族政权延续了817年。其间,中央政府为了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好与地方民族势力的关系,逐渐实现了由唐代开始的羁縻政策向土司制度的转化。北宋时期,湘西永顺彭氏家族与中央集权政府的矛盾以及其内部矛盾引发了湘西地区多次动乱。溪州铜柱曾经三次的迁移见证了那一段动乱的历史。其结果是彭氏土家族势力范围逐渐缩小,由最初势达南、北两江地区(今怀化市、张家界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范围)收缩到北江地区(酉水流域)。永顺彭氏土家族政权治所数次由酉水河谷平原迁徙到灵溪河谷的龙潭,最后定居老司城。其湘西北原势力范围相继被30多个羁縻县分管。宋神宗年间,在王安石开疆拓土的新政中,筑会溪新城,“出租赋如汉民”,永顺彭氏集团彻底失去都誓主地位。元初(1276年),永顺彭氏土司(彭思万)归顺元王朝,列入元朝开始建立的土司制度体系。大约在宋末元初的动荡局面中,永顺彭氏第13代首领彭思万迁治老司城,开始了湘西永顺彭氏土司政权此后452年的全盛历史。清雍正二年(1724年),永顺彭氏土司治所迁至颗砂。四年后最后一代土司彭肇槐改土归流,永顺彭氏八百余年的土司政权由此终结。客观上看,虽然元明清时期的永顺彭氏土司势力范围远不如北宋初年,但是永顺土家族地区呈现出一个政治上更为平稳祥和、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局面。老司城遗址是永顺彭氏土司政权这一全盛时期历史的见证。

  老司城遗址出土的丰富动物骨骼遗存就是元明清时期永顺土家族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动见证。《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将为湘西永顺土司遗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该报告将老司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详细的种类鉴定和数量统计分析,结合骨骼重量进一步推测各种动物的含肉量,揭示当时社会人们的肉食结构、生产方式;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年龄结构的分析来探讨明清时期永顺地区人与动物的关系、畜养与狩猎的相关联系;通过分析保留在动物骨骼上的人工痕迹,探讨土家族屠宰、肉食的具体行为方式以及骨制品加工方式。难能可贵的是,报告提供了在现代老司城周围进行的与动物考古相关的社会调查,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解读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遗存保存的珍贵信息。

  《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整理和研究的动物骨骼遗存是2010~2012年的考古发掘中收集的大量的动物骨骼,有四万多件标本。这是继高庙遗址之后,湖南第二处大量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的全新世考古遗址,也是目前湖南出土动物骨骼遗存数量最多的遗址。当然就发现的动物骨骼遗存而言,全新世以来的遗址还有彭头山、八十垱、皂市、丁家岗、汤家岗、城头山、鸡叫城、里耶古城等。但是这些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都较少或者缺乏全面收集。随着田野考古技术的多样化、信息收集的全面化推进,在考古发掘中全面系统地收集动物骨骼遗存也成为常态。例如,湖南桂阳千家坪史前遗址出土的丰富动物遗存就得到了很好的收集和保护。

  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基本出土于宫殿生活区,系生活废弃垃圾,其年代自然与老司城宫殿建筑年代相对应,大体为元明至清初。动物骨骼绝大部分埋藏在坐落于山坡上的宫殿区的排水沟中。排水沟顺应山坡地形,坡度很大。累年的排水自然不断地推动和搬运丢弃在沟中的动物骨骼,沟中的埋藏地层经常被破坏扰乱,因此要将沟中动物骨骼进行元、明、清或更细的年代层位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由于流水的作用,山坡下段的排水沟中富集的动物骨骼堆积早已经是不同年代骨骼的混合沉积。因此,只能对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年代作粗线条处理。对于出土于房基遗迹单位的动物骨骼,虽然有助于判断骨骼的层位,但由于数量很少,也无法进行更细的区分。

  虽然我曾经多次考察老司城遗址,见证了其从1994年最初决策到21世纪的考古发掘全过程,但始终没有直接参与过具体研究。2010年底冬天,我接受领队柴焕波的邀请,开始研究老司城遗址的动物遗存。初冬时节,在位于武陵山深山河谷的土司祠中,宽敞阴沉的大殿中不有一阵阵寒气袭来。但是当我看到正面墙壁下有堆积如小山的动物骨骼时,不由得产生一股热意,尽管这批动物骨骼的年代晚近,但如此庞大的数量也着实令人兴奋。

  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考古遗存一般都比较久远。史前时期,正是人类由采集狩猎自然经济向农业、畜牧业生产经济转化的重要时期。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家畜的起源,不同经济成分的转化对于动物考古的研究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动物考古在史前考古中展现出极大的魅力。在先秦时期由于文献的贫乏,动物考古依然具有很大的用武空间。因此年代久远的动物遗存成为动物考古学家主要的关注对象。不过,目前我国的动物考古仍然处于学科基础建设阶段。尤其是对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动物考古数据的积累将是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系统的明清时期动物考古数据报告,丰富的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对于完善充实我国动物考古数据库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丰富的明清时期文献上,我们很容易获知老司城遗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但是,老司城遗址的动物遗存却给人们提供了有关明清时期老司城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这是历史文献无可替代的。因此,对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向社会全方位公布考古发掘成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出于编写考古报告的需要,当时我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初步分类统计和鉴定。2010年出土动物骨骼遗存达13849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哺乳动物,为12974件;鸟禽类为875件;还有少量的水生动物没有计入。经鉴定,哺乳动物种类有5目18属种。在此基础上,按以往的常规,提供了一篇简单的鉴定报告附进老司城遗址田野发掘报告中。

  显然,一份简单的鉴定报告是不足以反映这批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的信息和价值的。同时,老司城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动物骨骼遗存资料也在继续大量增加,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整理的更大工作量还在后面,而我自觉精力不济,便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我向领队柴焕波推荐由莫林恒继续完成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的整理研究工作。

  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能够得到系统整理研究,柴焕波领队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柴焕波,为人低调,追求执着,不好仕途,勤奋多产。1995年,经过三年援藏的考古生涯,他迷上了民族考古,从而选择承担了老司城遗址的考古项目。从此便常年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辛苦工作二十余载,创造了里耶古城、老司城的考古辉煌。在他主持下,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遗存得到很好的收集和保护。他大胆起用年轻人承担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的整理和研究,并为整理动物骨骼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

  不负众望,莫林恒完成了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的整理,并即将出版《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专刊报告。这将是湖南考古领域出版的第一部动物考古专刊报告,可喜可贺。莫林恒原本是学习财会专业,就职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城头山、里耶、高庙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把他带进了田野考古队伍。在自身的努力和环境的熏陶下,他逐渐掌握了过硬的田野考古技能,2007年考入湖南大学攻读考古硕士学位,并受单位委派参加了2010年度国家文物局在邓州八里岗遗址举办的田野考古培训班,考古业务素养得到了明显提高。参加高庙遗址的发掘,为他提供了系统整理动物遗存的机会,通过完成《高庙遗址鱼类遗存报告》硕士论文,系统地训练了他的动物考古研究能力。现在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专刊报告。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汗水。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些日子中,真正尝到了研究的酸、甜、苦、辣,有时无法言表个中味道。也让他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伙,经过浮躁、徘徊、追求、探索的反复历练,最终踏上学者之路。“珍惜自己的经历,脚踏实地走向未来”,这是我对莫林恒的期望,也是我对《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即将面世的祝福。(本文由孙莉、蔡鸿博 摘编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之“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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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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