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的医学成就

2018-10-17 08:19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岳洪彬

  图为大司空M213出土骨管和骨针。

  在世界医学史上,外科早于内科,开颅术无疑是最复杂的外科手术,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期也有复杂开颅手术的成功案例。

  安阳殷墟的后冈9号大墓,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前囟点处有一穿孔。内创缘直径约8毫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形,斜坡面经人工刮削,表面钝化变得齐整光滑。学者推测,该男性曾被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继续存活。2018年在安阳大司空又发现一例新证据,亡者是一个孩童,年龄不足10岁,头骨顶部正中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圆形穿孔。可见后冈所见开颅术并非孤证,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例证被发现。

  1919年陈邦贤撰写《中国医学史》(1957年修编第三版),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系统介绍了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的医学。当时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尚处起步阶段,田野考古资料较贫乏,该书对先秦医学史概述粗疏,对商代医学史涉及更少。

  自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后,考古资料逐渐丰富,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进行医学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胡厚宣和严一萍等借助卜辞资料,对商代的疾病种类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考古资料的运用方面,当数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大规模开展,田野资料极大丰富,对商代医学史研究更具条件。殷商医学成就到底有多高?

  首先,商人对人体结构和各部位的疾病有较系统的认识。据宋镇豪先生统计,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已记载疾首、疾脑、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齿、疾足、疾骨、疾有梦等5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口腔科、牙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各医学领域。商人不但给疾病以专有名词,而且均以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定名。

  其次,商人对物质药性有较多了解。据《逸周书》记载,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对很多物质的药性也已非常了解。

  在商代遗址中,常发现明确作药用的植物标本。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房址出土的陶罐中,分类盛装桃仁和郁李仁等植物种子,均为活血化瘀的药物。2004年殷墟大司空303大墓出土数千片植物叶片,因与青铜酒樽共出,所有叶片均未腐朽。据专家鉴定,这些叶片为短梗南蛇藤,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解蛇毒。2000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54号墓,墓主人左侧股骨有创伤,肌肉组织中粘有大量炭化花椒。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其他部位的肌肉组织均已朽尽,恰恰花椒覆盖的肌肉组织被干化保留至今。花椒性热、味辛,具有温中止痛、止血、生肌和防腐的作用。显然这些花椒是商人有意敷于创伤处。

  第三,商人已能熟练运用多种医疗器械。有学者认为,考古发掘的大量石器和骨器,用途并不单一,砭石就是石器时代的产物,沿用至今,应是现代医用针和刀的前身。在殷商时期遗址中,各种材质的刀、凿、针、镰等遗物出土数量众多,其功能亦非单一,除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外,其中部分应同时可用作医疗器具。

  2004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213号墓葬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骨管,骨管中盛装4枚骨针。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考古发掘的骨针都是一端尖锐、一端有针眼,可以引线,这类针可缝制衣物,但这次所出骨针两端均尖锐,无法穿针引线,显然不能用于缝制衣服,很可能是用于医疗的针刺器具。

  《黄帝内经·灵枢》记载有“九针”的名称和使用方法。殷墟大司空213号墓所出长针约合四寸,与《灵枢》的“大针”相符,中长者约合三寸半,与“提针”相合。两端尖锐且无引线针眼的骨针,殷商时期的遗址中并不少见,可见已广泛使用于医疗。

  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常见各种形制的石(或玉)刀和镰等,有的刃部和尖部锋锐,有的则圆钝,前者可用于农作,后者则无法作收获之用,很可能就是医疗用具。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所出玉刀,刃部圆钝,因长期频繁使用,表面极为光滑,很可能就是一种按摩器具。还有该墓出土的5件玉觿,制作精良,不排除也是按摩器具的可能。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若此说不误,殷商时期多见针砭、按摩器具是完全可能的。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殷商时期人们对人体各部疾病已有较系统的认识,而且针对不同的疾病已能用药物、外科手术、针灸和按摩等治疗手段。伴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会发现更多有关医疗方面的遗存,为殷商时期医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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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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