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近代中国的五次浪潮

2017-05-31 10:2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余昌

  1.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通过民间渠道赴美

  追根溯源,“留学生”一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远在1300年前,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来。由于遣唐使是外交使节,在中国停留时间不能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始,同时派来了“留学生”和“还学生”。“还学生”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留学生”是遣唐使回国后仍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然而守旧的清政府改变的行动很迟缓,最早的留学生,是通过民间渠道实现的。

  1846年冬,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主办马礼逊学校,他准备回美国时,想带几名学生一同返美。经过一番动员,当时仅有容闳(hóng)、黄胜、黄宽三名学生愿意前往。他们的赴美经费,由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美国商人梦奇、苏格兰人康培尔等人赞助,以两年为期,同时还补助他们的父母赡养费。

  容闳那年18岁。经过98天漫长的海上行程,他们到达美国纽约。容闳等三人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

  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黄胜因病回国,剩下容闳和黄宽二人。黄宽得到香港几位英国商人的资助,转去英国后专攻医学,七年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留欧学医的第一人,后来回国行医,名声很大。

  留在美国的容闳,直到1850年在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后才得以进入耶鲁大学。他的微积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亏他的英文较好,几次获头奖,这样才把平均成绩拉起来。据他的同学回忆说,容闳刚进校时“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后来“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则无人敢笑了。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班共毕业98人,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也被后来人们公认为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闳,一心想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在他看来,如果更多中国人能像他那样到美国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会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于1854年11月13日乘船从纽约回国。

  2.洋务派主导的幼童留美,虽夭折仍培养出了詹天佑

  容闳回国以后,四处奔走推动更多人出国留学,却屡屡碰壁。直到他遇见推动办洋务的重臣曾国藩,才寻得了机遇。

  曾国藩与李鸿章筹办洋务,打算在上海兴建一座兵工厂,正急需一名通晓外文、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去美国买机器,容闳被选上了。奉命之后,他不辞辛苦赴美国纽约采办机器并圆满办成此事,曾国藩非常高兴,对容闳也更加赏识。

  然而在容闳心中,让朝廷挑选幼童组织公派出国留学的想法,却仍不能顺利实现。直到1870年曾国藩同李鸿章联名上奏,这一计划才最终被清廷批准。

  容闳等人随即开始了紧张的招生工作。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国须画生死押,许多中国家庭都不愿冒这一风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员才被陆续召集上来。1871年11月,李鸿章奏请以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驻美办理一切管理留学幼童的事务。

  从1872年到1875年,共四批120名幼童全部到达美国,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0岁。其中来自广东84人、江苏21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

  孩童们来到异国,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被安置分住在居民家。开始他们仍身着清朝服装:长衫马褂、瓜皮帽。然而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无时不受到当地社会习俗的影响,他们打棒球、玩足球,很快就完全“美化”了。他们所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随着这种潜移默化影响的加深,他们开始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对封建的八股文不感兴趣,对下跪叩头等封建礼节非常反感,有的甚至悄悄剪掉了辫子,要去见管教时才用一根假发辫系上应付。

  这种情况,引来了监督陈兰彬的强烈不满,也与容闳产生了不和。后来,陈兰彬回国,留学生监督几经换人之后,1876年清政府派由陈兰彬举荐的吴子登接任。吴子登看到留学生的这种情况,十分恼怒,于是他向总理衙门上奏,极力鼓动清政府采取措施撤回留美学生。

  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连当时力主派留学生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站在了否定留学生的一边。结果1881年夏天,一纸命令下达,留美幼童们被分成三批召回了国内。

  这批留美学生被撤回国后,受到中国士大夫官僚的歧视和排斥,被视为是“洋鬼子”。然而,虽然身处逆境,凭着当年所学和后来奋斗,这批留学生中,很多人还是走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之路。比如辛亥革命后,唐绍仪曾出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届内阁总理。而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莫过于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

  3.公派赴欧留学原为建海军,意外成就启蒙思想家严复

  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给大清国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清政府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的海军。于是,留学欧洲与创办近代海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到法国参观学习。第二年,李鸿章派遣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是中国学生到法、德两国学习的开端。此后,陆续又有几批学生被派往欧洲各国学习。

  总的说来,清政府派赴欧洲的几批学生主要是学习海军方面的专门技术,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为中国海军、造船、航海或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骨干力量。这些留欧的青年,既有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又有高尚的爱国思想,他们是清朝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关键人物,如林泰曾回国后任北洋海军的左翼总兵,萨镇冰为海军帮统。北洋海军12艘主要军舰的管带,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都是留欧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们多数勇敢坚定,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虽然留学欧洲的主要收获在军事方面,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给这些留学生们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留学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驾驶技术的严复是最著名的一个。严复来到英国后,除了学习学校里必修的海军技战术等课程外,还关心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他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从英法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营养。到1879年6月归国时,他不仅是一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与文化也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20年之久,他的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所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震动了全国,他借翻译此书的时机,大声疾呼:只要发愤变法图强,中国仍可得救,免于灭亡;而生死存亡,其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

  4.庚子赔款下的留美高潮,收获丰厚高知人才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向诸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

  7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把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利用这笔赔款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

  从美国退款开始的1909年到清华学堂成立的1911年,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以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其中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所考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及德文或法文。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为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为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以73.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适考了59.075分,列第55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到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

  留美学生大都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茅以升考取清华留美生之前是唐山路矿学堂的毕业生,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令教授们赞叹不已。而且,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校长亲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的,可以免试注册。

  侯德榜1913年由清华学堂赴美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17年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制革,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9年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两年后即获博士学位。

  胡适在演讲方面收益较大,到四年级时,他获得卜郎吟论文奖,这项荣誉由中国留学生取得,在新闻界引起了震动。当时纽约各报都加以报道,这一来社会各界团体都来请他去演讲,甚至美国文化重地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也来邀请他去演讲。

  在1955年3月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生就有诸如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等29人。

  5.甲午战败促使向日本学习,留日学生成了反清革命主力

  甲午战败的耻辱,也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昔日的学生已成了今日的老师,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共识。洋务重臣张之洞就是倡导青年学生留学日本的积极鼓吹者,他的主张也备受朝廷重视。而当时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势力的信念,也主张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

  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有1100多人,学武科的有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

  关于留日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鲁迅、郭沫若、李叔同、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名字,自然可以说明一切。而留日学生在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中的贡献,更是有着突出的作用。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留日学生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这些小册子很快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5年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高潮,又过了6年,便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占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主持同盟会的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生放弃了学业回国活动,他们组织和参加武装起义,不少人血洒疆场。如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庆和大通起义中英勇就义。

  (本文写作参考吴霓著《中国人留学史话》,刘志强、张学继著《留学史话》,谢长法著《中国留学教育史》等,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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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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