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臭脾气为何让人又爱又恨

2017-06-06 09:13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韩立平

  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

  “孔孟”虽并称性情却不同

  “孔孟”向来并称,但孔子与孟子很不同,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层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气质上。研究史料可以发现,孔子相对温柔敦厚,偶尔发点小脾气。比如,心情不好时会赌气说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与孟子的“臭脾气”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孟子脾气之“臭”,就连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颢认为,“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颜回若是春天的和风青云,孟子就如同肃杀秋风中的岩岩泰山。程颢之弟程颐也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会“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说成一个挥臂准备干仗的人:“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

  宋人于孟子爱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气。自韩愈之后,两宋文人士大夫接续推崇《孟子》,终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周易》《尚书》《仪礼》《诗经》《春秋》 正式成为儒家经典。南朝刘宋时期,《论语》《孝经》等补入经典成“十经”。唐代文宗刻石经于长安,将《尔雅》收入,扩为“十二经”。到南宋光宗丛刻“十三经”,《孟子》始正式进入“经典”,是诸经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有“事业付之书生”的政治担当,呈现“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气象。杜维明曾以“士的自觉”论述孟子价值。这种自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应。

  无论进退都需掌握主动权

  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

  孟子尝言:“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成语“绰然有余”即出于此。无论进与退,致君尧舜抑或抱才退隐,孟子都认为需要掌握主动权。《周易》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讲的就是同理。在陶潜那里,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王冕那里,则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孟子还强调,游说君王的时候,内心要有自信:“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时,要注重人格独立与尊严,拒绝来自权力的傲慢:“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对过于主动,希望以一种相对的被动来获取尊重。对于公孙衍、张仪这类迎合、顺从君主的人,孟子斥责他们是“妾妇之道”。我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话,如伊尹之于商汤、管仲之于齐桓公、诸葛孔明之于刘玄德。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韩信唱道:“身怀角书不轻献,方见英雄非等闲。”这里面,“不轻献”即是保持高姿态。相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过于天真。

  “反复谏之不听”不配称君

  孟子思想受子思影响,史称“思孟学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弟子。

  子思也有一襟英气。鲁缪公欲与子思为友,子思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说的是,你凭什么与我交朋友?地位你虽比我高,但在道德上你必须师“事我”。

  孟子的口吻与子思如出一辙。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京剧舞台上《击鼓骂曹》之所以长演不衰,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苍凉,将祢衡以寇仇视曹操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朱元璋读到这句话后,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并箭射进谏之臣。朱元璋还删节《孟子》为《孟子节文》,被删的内容不准列入考试范围。

  在孟子眼中,连周文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更厉害的是,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都是为人臣子而杀害国君,这是可以的吗?孟子果断地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大致意思是,商纣王不配称君,只是一匹夫罢了,“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听了“勃然变色”。这一段对话也被视作孟子“目无君父”的证据。

  “傲慢”源于缺少在世知音

  理性来看,孟子“英气”性格背后确实有一种傲慢的偏执。孟子名轲,“轲,椄轴车也”。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与性格的轲峨。

  孟子三岁丧父(一说孟父长年在外),由孟母教之。由于缺乏父爱,加之“孟母三迁”,从坟墓迁集市,再迁至学宫旁,其间不免遭受委曲,故孟子养成刚硬、固执乃至暴躁的性格,自不足为怪。

  孟子说:“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过分自信,有时就是一种自卑。孟子同时还有一种孤愤独往的倔强——“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种君子所为缺少在世知音的感叹,令人想起了庄子所说的“畸于人而侔于天”。

  在孟子的“英气”里,似有一种个体与群体的间隔感、对立感。孟子说他善养“浩然之气”,此气“沛然莫之能御”“仁者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其实,诸如“御”“敌”等字眼,就更多地投射出了一种特立独行、翛然四顾之身影。

  “孤往”对修身治学有益

  孤往之境,于个人修身、治学甚有益处。王国维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形容此境。王元化著有《孤往精神》一文,引熊十力《尊闻录》:“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潘重规《亭林诗发微》论治学经验云:“夜半寂寥,万缘都尽,然后才能现稀有奇幻的‘圣灯’。”所谓“一灯煮虑,暝写晨书”“冥辟群界,自成孤诣”以及“板凳甘坐十年冷”,自然少不了此种孤往、执着的精神。

  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孟子在宋代的知音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在给欧阳修的答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荆公以孟子自期,通身流贯着孟子的“英气”。荆公所谓“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分明就是以孟子的口吻在言说。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面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其中很多与王安石私交甚好)的异见,没有努力去化解调和矛盾,而是“一意孤行”“道不同不相为谋”,弗顾人情兰菊。这种“英气”害事,不得不说是新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在罢相闲居江宁的日子里,王安石也许只有时不时通过怀想孟子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了,正所谓“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题书的堂联。孟子的文化性格,可以说将下联诠释得无以复加;至于上联,似乎还是要回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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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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