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千年御窑之灵魂

2017-06-06 09:58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阎崇年

  御窑之思

  关于“御窑千年”之名,做“御窑”与“千年”双重思考。

  先说“御窑”。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狭义),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广义)。就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就广义而言,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

  再说“千年”。千年,或有异议:明设“御器厂”,清设“御窑厂”,至今七百多年,哪里有千年?这里考虑的是广义的御窑。朝廷之窑,先有官窑,后有御窑,而官窑已绵延千年。另外,景德镇获御赐镇名,奉旨董造,可以作为御窑的一个始源标志,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景德镇御窑的历史特点是:立足本土,吸纳融合,不断创新,薪火千年。从此,窑火不断,传承不断,被誉为“千年瓷都”,既当之无愧,也当无异议。

  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有诗云:“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瓷土烧造的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一件价值竟破亿元。这两句诗再次表明:“瓦缶”胜过了“金玉”,“工匠”傲视着“王侯”!

  然而,中国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时期,有关陶瓷艺术,存在一种现象: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二者分裂,不相契合。但是,从宋朝以降,特别是元朝以来,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逐渐开始结合。如元朝宫廷画师绘出的官样,交到景德镇官窑烧造。明朝,尤其是清朝,很多宫廷书家、画家,甚至皇帝,都参与其事。“郎窑”“年窑”“唐窑”就是生动的史证。于是,文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既相贴合,又相融合,并蒂开出瓷器艺术的灿烂新花。

  “御窑千年”,本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研究宫廷历史,不知御窑,是个缺憾;于历史,学点瓷器知识,学术视野会更加拓展。历史与瓷器,要互相观照。从历史看御窑,由宏观到微观;从御窑看历史,由微观到宏观。御窑与瓷器,是我研究的短板。我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同时,力求借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漭漭沧海与潺潺河溪,宏观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从而既使历史生动,也使器物厚重。从历史看瓷器,会更高、更远、更深、更广;从瓷器看历史,会更亲、更真、更善、更美。

  历史学的研究,不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那样倚重才华,而是更重积累。长年积累,厚积薄发,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所谓史学家成功于史才、史学、史识三要素,似可以说,没有多年积累,没有高见卓识,就难以在史学上取得大成绩。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不仅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而更是一个体,一个多维度的体,一条变化着的流。因此,历史学研究,既关注局部,又关注整体;既关注过去,又关注发展。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物、历史册籍、典章制度、历史演变,没有长年积累,没有透彻见识,就难以总体把握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整体性、演变性、规律性。所以,我在写作《御窑千年》的过程中,既力求从细节上去了解、去把握,更着力于从总体上去认识、去阐述。

  御窑之魂

  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在这里,我想起朱熹的《观书有感》,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此诗分四层,因果递进:因源头活水,方渠清如许;因渠清如许,才光影徘徊;因光影徘徊,故方塘如鉴。所以,这首诗的精粹就是“活水”,就是“日新”。正如《礼记·大学》引述商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御窑千年,贵在求新。由此,我想到“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就是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色彩缤纷;清代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各种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在国内一马当先,在世界独领风骚!

  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中华瓷器之都、创新基地?为什么这个创新基地窑火千年、长盛不衰?这是应思考、研究、总结和回答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为今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智慧的启迪。

  缘此,粗思浅述,兹举四点:

  其一,形成重要创新基地。《荀子·劝学》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土成山兴风雨,积水成渊生蛟龙,就是搭建一个创新平台,形成一个创新生态。清乾隆时的景德镇,督陶官唐英说:“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景德镇成为瓷器创新基地。

  其二,汇集大批创新人才。汇集宫廷画局(或画院)的一流绘画、书法名家,结合民间一流的制胎、修模、彩绘、上釉、窑火等能工巧匠,使得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每个环节均有优秀创新人才从事生产,各种人才之间又密切配合。如制瓷修模之名匠,唐英《陶冶图说》言:“景德一镇,群推名手,不过三两人。”可见制瓷人才、创新人才之难得、之可贵。

  其三,充实丰盛创新资金。要想成品创新,必须加大投入。每件创新瓷器,都有大量投入。其时,创新产品的资金,从国库、内帑、关榷、盐商、捐纳等多方面筹措,保证了创新瓷器的投入和运作。国盛瓷则盛,国衰瓷则衰,在皇朝时代,瓷器盛衰折射着皇朝的兴替。

  其四,构建一流创新体系。皇帝谕旨创新要求,臣工按旨慎勤落实,各方各面,互相配合,尽心尽力,厥职完成。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能别人所未能,成别人所未成,烧造出新奇唯一、空前精美的瓷器。

  创新思维可鉴,创新瓷器更美。

  御窑之人

  《诗经·大雅·文王》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御窑瓷器,重在得人。

  探索御窑的历史,既要重器,也要重道;既应重物,更应重人。瓷人,为御窑烧造瓷器,献出了汗水、心力、智慧和生命。“窑神”童宾是其英烈,“瓷神”唐英是其英杰。唐英为人——“未能随俗惟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唐英为官——“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是真的心扉,善的心灵,美的心境。唐英,不幸也奴仆,有幸也奴仆。他之不幸,出身奴仆,没有享受八旗特权,而任劳、任怨、任贫、任贱,与工匠“同其食息”;他之有幸,出身奴仆,没有成为八旗子弟,而善书、善画、善艺、善陶,被誉为“陶瓷神人”。御窑历史,笔者做出评价: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从瓷器历史来看,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在当时的世界,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唐英当之无愧。因此,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

  回过头来说本书。《御窑千年》不是一部陶瓷史,而是探讨宫廷与御窑瓷器的历史与文化之关系,选择明清故宫存量最多、样案记载最详、文献记述最丰、社会影响最大的御窑瓷器为重点,难免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之虞。瓷器之选择,以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高安博物馆的藏品为主,酌予兼收其他博物馆的珍藏。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共十六讲,即宋代两讲、元代两讲、明代五讲、清代六讲,最后以“瓷器之路”一讲为结尾。本书插图137幅,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博物院(馆)收藏的、宫廷旧藏的、极其精美的瓷器照片,图随文走,以供读者赏阅。

  最后,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与思考、构思与撰著、编辑与出版,《御窑千年》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考卷算是交了,心力算是尽了,分数是多少?成绩又如何?借用佛家的话收尾:“只结善缘,不问前程。”

  (《御窑千年》:阎崇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此书序言,编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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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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