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逸闻

2017-06-07 08:29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郑学富 刘永加

  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莘莘学子除了通过考试取得功名利禄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路可走。因此围绕科举制,发生了很多故事。

  明朝洪武年间,因为社会初定,科举考试出现了南方士子全中而北方士子无一选中的情况,出于政权统治的需要,朱元璋将当年的科考定为作弊,数千人受到牵连。清代,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特别是到了晚清,随着一些新思潮的涌入,有一些学子虽然与功名失之交臂,但却活出了另外的人生。

  被冤枉的史上第一科举舞弊案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朱元璋深知在治理国家中文官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重用刘伯温、李善长和宋濂等一帮文人。为更广泛地选贤任能,朱元璋在唐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院试)、省级考试(乡试)和中央考试(会试和殿试)。明朝考试生员的答卷,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即后世所称的“八股文”。

  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了“南北榜”的案件,即著名的刘三吾科举案,这起案件,悬念迭生,扑朔迷离,其结果也令人唏嘘不已。

  据《明史》记载,刘三吾,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洪武十八年,刘三吾被召到京城时已七十三岁,因上奏对答甚合旨意,升迁任翰林学士。当时天下刚平定,典章制度缺少。当时,全部礼仪制度及科举考试制度多由刘三吾修改审定。

  刘三吾博学,善于写文章。皇帝撰写《大诰》及《洪范注》,完成之后,都命他写序。刘三吾性格豪爽,与人交往不用心计,自号“坦坦翁”。他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春天,礼部会试,朱元璋任命刘三吾为主考官。刘三吾被皇帝钦点,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召集其他考官开会,研究制定考试程序、考场纪律、阅卷标准,约法三章。在考试期间,刘三吾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亲自去考场监考。会试前后,很多亲戚朋友、同窗故旧,甚至朝中大员,还有一些皇亲国戚,打招呼、递条子、请客送礼,想让刘主考网开一面,多加关照。可是都被刘三吾拒之门外。

  会试一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严格按照阅卷标准,一字一句斟酌推敲,生怕出了差错。凡是被录取的卷子,都要再阅一遍,核实无误之后,张榜公布。江西泰和人宋琮名列榜首,共录取51人。此时,一个细心的举子发现,榜上的51人全都是南方考生,北方举子全部名落孙山。经他这么一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仔细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这时突然有人说:“这次主考官是湖南人,其他考官大多也是南方人,这里肯定有幕后交易。”

  北方的举子们群情激奋,他们到礼部请愿上访,要求主考官作出解释。北方的举子联名写御状,向朱元璋告发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有意拔擢其乡人。

  朱元璋接到告状信后,大为震怒。他亲自召见刘三吾,询问情况。刘三吾一五一十,将这次科举考试的筹备、建立的规章制度、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卷过程详细地向朱元璋作了汇报。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漏洞。朱元璋问刘三吾,榜上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是否蹊跷和可疑?

  刘三吾告知,试卷都是密封的,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地址,确实是按照文章的好坏而定的。刘三吾还分析了北方举子没有考中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元朝统治北方,实行高压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文人士子们更是苦不堪言,几乎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

  刘三吾的解释,并没有打消朱元璋的疑虑,他决定重新复核。于是,朱元璋传下圣旨,急召翰林院侍讲张信进宫,命令他带领侍讲戴彝等人,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举子上榜。

  在复卷过程中,有的同僚给张信建议:皇帝这次生气,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方考生上榜,不如更换几名考生,选择成绩较好的北方举子上榜,以迎合朱元璋旨意。张信不同意,坚持以实际成绩定英雄,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张信阅卷后认为刘三吾没有徇私舞弊,所取正确,坚持秉公维持原取。朱元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认为张信没有领会自己的指示和意图。

  就在此时,朱元璋又接到举报,告发张信等人是受了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暗中互相勾结,在复阅试卷中做了手脚,并且故意选择低劣的试卷呈报给皇上御览。朱元璋看了御状后,决定亲自处理这起大案。

  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他也有他的苦衷:当时,北方长期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人心涣散,一直观望徘徊,用科举的手段收服北方士子之心乃是当务之急。而刘三吾、张信等人没有从“政治”出发,所以不能正确理解皇帝的良苦用心。

  朱元璋意识到必须用强硬手段处理这件事,于是,他把这次考试定性为“科场舞弊案”,下令刑部立即把张信、刘三吾以及所有考官逮捕入狱,严加追问。并下旨礼部,将这次考试的试卷全部呈报上来,由皇帝亲自审阅,定下金榜名次。

  刑部在严刑逼供下终于列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竟然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朱元璋后来做出了决定: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当年所选51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此案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后来,朱元璋下令在落第的试卷中选择文章优秀者61人,重新廷试,韩克忠状元及第。这61人中全为北方举子,竟无南方一人,所以又称北榜(夏榜)。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到了明朝第四个皇帝朱高炽的洪熙元年(1425年)才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至此,科举制中的南北纷争告一段落。

  清代陕西民间的压题高手

  清代沿用明代科举取士制度。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考生入场后吃、住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每间考棚长一丈,宽八尺,棚顶是树皮搭盖,天晴酷热,下雨要打伞。

  当时,考生每人携带一种灯、炉两用的工具,叫“五更鸡”。照明是它,煮饭、烧水也是它。农历八月上旬天气还热,“五更鸡”用的燃料是桐油或茶油,烧的时候乌烟瘴气,加上饮水不卫生,又不能洗澡、洗脸,一个省四千多考生,考完试出来,每人都要瘦几斤。因此那时有一民谣:“相公苦,背了考篮到省府。考棚号子又漏雨,夹生饭,和盐煮,摇头摆尾做八股。文章没做成,肚子里敲锣鼓。”

  科举时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这就给一些人有可乘之机。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是一名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们很是得利。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十二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四十多年间,竟有二百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

  马述融的“模拟试题”如此管用,前来学习者络绎不绝。临潼有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就学,而这年马述融才五十多岁,学生比老师还大。清代规定,应试童子试(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数十年均未中。中青年时,“帽辫刘”就和后来的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过童子试。后来直到他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儿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十四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此事传开,成为士林界的一大逸闻。

  “帽辫刘”来到马述融门下后,受业不到八个月,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捷讯传来,马述融非常兴奋,可怜“帽辫刘”不仅没能再上层楼,连谢师都没来得及,就呜呼哀哉了。

  弄脏卷面错失功名

  在科举制度中,夺得状元可谓人生最高峰,但在清代末年,有人因为阴差阳错与功名失之交臂。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因当时是陕甘合闱考试,甘肃秀才赴陕应举诸多不便,左宗棠就奏准朝廷创设甘肃举院,甘肃的考生从此不用长途奔波参加“高考”了。兰州人秦霖熙就是分闱后在该院中试的举人。后来,秦霖熙中了清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进士,有机会参加皇帝的殿试。主考官很赏识秦霖熙的文采,此时正逢左宗棠由陕甘高升军机大臣之际,为了显示左宗棠重视教育,育才有方,清廷决定选荐秦霖熙为状元。不过,有人嘱咐秦霖熙在殿试时,试卷务必祥审细酌,坚持到最后交卷。

  考试时,秦霖熙很快就把试卷答完了,想起主考官的嘱咐要他延迟交卷,于是就仔细核查卷面,结果卷面不慎被弄脏。主考官见了,顿足叹息说:“此卷万不能上呈,呈则犯考规,有忤上之罪矣!”秦霖熙听得此言,惊骇万分,怏怏而退。秦霖熙错失中状元的机会。当然,对于这段逸闻的真实性,历来颇有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秦霖熙此后淡泊科名,致力于医学,终成为甘肃一代名医。

  另外,清代的腐败无奇不有。清代学政每省设置一名,由皇帝亲自选任,其职权专管全省的文衡。凡是秀才、五贡(恩贡、拔贡、岁贡、优贡、副贡)等出身,皆由学政命题考试。生员考试分三级:县考、府州考、院考。院考就由学政亲自主持。由此看来,学政的责任非常大,理应由品行端正、学问渊博者担任。但是清廷委派的学政,不仅有无能之辈,更有昏庸至极的人。

  1902年,清政府给安徽派了一个学政叫绵文,他的录取方法,十分罕见:他喜欢吸鼻烟,有一只精美的鼻烟壶,他对考生的取舍,就取决于鼻烟壶。绵文的规矩是,先令师爷按照各县录取名额,加倍挑选出来,他自己连一本试卷也不阅看。他只把师爷挑选出来的卷子,一本一本地摊开,放在圆桌上,中间空着。然后他就捻动鼻烟壶,让它在圆桌中间旋转,最后倒在哪本卷子上,哪本卷子的主人就中选。直至完成应取名额为止。

  如此儿戏考生,空前绝后。当时,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嘲讽绵文的荒唐可笑:“老‘绵’绵太多,洗不净,揩不明,空剩无珠眼镜架。衡‘文’文倒运,左转来,右转去,全凭有口鼻烟壶。”这副对联,不仅讽刺了学政绵文,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荒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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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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