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富民思想的源头

2017-06-12 10:06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卢周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富民观。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羲、唐甄等为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羲、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羲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一方面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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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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