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关谭嗣同的质疑和解惑

2017-06-12 10:1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开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谭嗣同的绝命诗。

  谭嗣同果真“死得其所”吗?宏愿落空,雄才未展,他应该死有余恨才对。三十岁出头,事业大有起色,难道他甘心在“维新”的标识牌下戛然而止?谭嗣同主张革命,却死于改良,目光如炬的历史学家钱穆不免怀疑他知行不一:复生果以旬日知遇,遽忘其二千载君主之惨毒,三百年满廷之酷烈,竟自没齿效忠,称“圣天子”如常俗矣。然则复生之死,以《仁学》所谓冲决网罗,毁灭君臣父子之伦常言之,不将为无意义之徒死乎?

  “徒死”即白白送死。钱穆认定谭嗣同(字复生)为忠于清朝君主而死,有悖于他坚持的革命主张。在《仁学》中,谭嗣同有一个毫不含糊的观点: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到头来,谭嗣同既为维新事业而献身(死事),又因忠于君主而殒命(死君),岂非自相矛盾?《翁同龢日记》中有一语描绘谭嗣同的神态:“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在皇帝的师傅和当朝一品大臣面前,谭嗣同尚且不肯稍稍卑屈,如此傲岸不羁的人,又怎会自降身价,与宦官宫妾、匹夫匹妇同列?

  谭嗣同很清楚,光绪皇帝徒有君主之名,全无君主之实,他也是纲常名教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试想,这位儿皇帝明知自己的命运被牢牢地攥在慈禧太后的虎爪之中,本可苟且偷生,隐忍度日,与其暗中较量谁的寿命更长,但他无意韬光养晦,而是冒险犯难,变法维新,毅然追寻强国之梦。同处一条战壕,联手对付劲敌,谭嗣同将光绪皇帝视为战友而非君主,出于袍泽之谊,两肋插刀,侠义为怀,并不为错。

  梁启勋的回忆文章《梁启超逃亡日本的经过》揭示了谭嗣同在戊戌年间不逃生、不避死的三个原因:其一,谭嗣同认为,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流亡国外的话,他既不会讲英语、日语,又不会讲福建话、广东话,而华侨多是闽人和粤人,他的活动能力均会消失,变成废料;其二,他自知身患不治之症(肺结核),将不久于人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是大丈夫的本分,又岂能在病榻上苟延残喘?其三,他担心自己脱身而远飏,会连累古稀之龄的父亲。考虑到谭嗣同刚猛豪放而不失细致温润的性格,这三点都能站得住脚。

  戊戌年间,倘若谭嗣同南逃或东渡,不曾喋血于菜市口,又会如何?东渡的话,他有完备而激进的革命思想,不难成为黄兴、蔡锷和宋教仁这些湖湘英杰的老大哥,或许能更早地掀起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高潮;南逃的话,他有哥老会的掩护和唐才常等至交好友的追随,或许能集结南方的武装力量,将清王朝衰弱的命脉震成重伤。此外,谭嗣同还有一步妙棋可走,据梁启超回忆,大刀王五曾劝导谭嗣同:“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去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兴之地发展革命事业,大刀王五的想象力和行动力非同凡响。如果谭嗣同与大刀王五通力合作,肯定能够超过日后东北王张作霖的成就。可惜这个优选方案只是停留在口头。

  谭嗣同太高估“放血疗法”的作用了,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大谈特谈流血的必要性:“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而鲁迅一贯主张韧性的战斗,明确反对志士无谓的流血,他在《空谈》一文中写道:“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地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段话是颇为雄辩的,很具有说服力。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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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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